青少年时代的董必武是如何与法律结缘的？/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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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时代的董必武是如何与法律结缘的？
作者：宋飞
董必武，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畲，号壁伍，从事革命活动后改为必武。1886年3月5日，董必武诞生于湖北省黄安（今黄冈市红安县）县城城关镇南正街的一个穷教书先生家里。其祖父董其元生他父亲董基文等八男一女，董必武出生后，全家大小近30人在其祖父死后，由其做酱园生意做不下去的大伯父董其浚主持家务。全家人和睦相处，得益于一套严格的家庭管理制度，长幼序次、财务管理、住房排列、兄弟排序、妯娌相处、家教礼仪、对外应酬、婚丧嫁娶等都有详细而又严格的规定。在家庭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供他一人外出读书而无一人有争议，就可想而知。董必武从小就受到这种类似于“罗马父权家庭”的依规办事的熏陶，这给他以后法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启迪。
1903年，18岁的董必武，又在全家人的鼓励下，赴黄州府考棚街报名应试，中了秀才。1905年春，董必武又以优异成绩考取湖北省当时的重点中学——武昌文普中学堂（即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不少名人都是出自这所学校）。在武昌学习期间，他看到康有为提倡维新运动的书籍和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对他们所宣扬的改革朝政、变法图强的议论，感到十分新鲜，又被他们富有感染力的流畅文笔所吸引。
1909年，青年董必武就带领同学们与学校违规行为作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这一年，董必武在武昌文普中学堂读四年级时，提学衙门要学监纪矩伟办文高等学堂。纪矩伟想把文普中学堂的三、四年级学生转入文高等学堂学习，决定不按原规定发给这两班学生毕业文凭。学生们因为入学时规定的公费学习，后来改为自费；原来规定的五年毕业，现在又要改为八年，普遍不满，提出反对。但谁都怕因闹事被学校开除，不愿出面。董必武品学兼秀，大家认为学校找不到开除他的理由，便一致推他为领导人。他向大家表示：不干则已，要干，就要破釜沉舟干到底。于是，他带领同学们与学监纪矩伟论理，未得到完满答复，又到省提学衙门请愿。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这场小规模的学生运动取得了胜利。关于这场风波，让我想起了21世纪头五年发生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不授予博士学位博士、毕业证行政诉讼案、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案、黄渊虎诉武汉大学学籍与户籍管理案、白紫山等五名学生诉武汉理工大学、王玲诉武汉工程大学（原武汉化工学院）拒绝颁发学位证这几个案子，虽然董必武采取的是类似于现在的涉法上访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我觉得他无疑是新时代大学毕业生法律维权行动的先行者！
1914年1月，董必武在参加孙中山策划的武装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得到朋友的资助，于同年2月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神田区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并在留学期间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关于东京神田区私立日本大学这所学校，我现在已经查不到它是现在哪所国际型大学的前身。但是在日本，历来都是私立大学学费比公立的贵，但办学提倡学以致用，质量仍是世界一流。因此我个人认为，董必武的选择是对的。他在这里系统地接受了日本法学思想，提出了“我们中国也需要建成一个有法度的国家”的主张，得到了正在流亡日本的孙中山的首肯，并提出袁世凯同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违法，在日本带领留日学生掀起了反袁浪潮。试想一下，现在中国南海被各国虎视耽耽，却没有一个重量级的本土国际法专家出来说句话。想想人家董必武，28岁在海外留学时还这么关心国内大事！
1915年，董必武两次在家乡入狱，亲历了北洋军阀伪法统的黑暗。1915年6月，董必武奉孙中山之命和张国恩一起归国，回到故乡湖北，谋划反对袁世凯的秘密军事活动。当时，驻武昌南湖炮兵团团长李愈友是董必武的旧友，也是革命党人。董必武到武汉后，和李愈友密商如何策动军队起事反袁。而在这之前的5月，袁世凯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使中国面临沉沦的边缘。为了对外卖国，对内复辟，袁世凯到处布置密探，加紧对革命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血腥镇压。董必武在武昌的活动很快引起了北洋军阀的注意，被密探紧紧盯住，处境十分危险。他只得潜回老家黄安，在县城高等小学堂为四叔董素怀代课。因叛徒告密，北洋政府得知了董必武是中华革命党人，董必武还没来得及转移，即被黄安县反动知事王立廷捕押入狱。董必武被捕是黄安县署奉湖北省军务督办段芝贵、巡按使段书云会衔密令缉拿的，拿获后即解省法办。情况非常严重，如若解省，必有生命危险。经多方营救，王立廷迫于社会舆论，答应暂缓解省。这时，黄安知名人士——黄州府中学（即今黄冈中学的前身）校长陈逵九（董必武1910年至辛亥革命前曾在该校任教）又赶到武昌面见巡按使段书云，利用他与段书云在清朝军机处同事多年的关系，请求对董必武从宽发落。段书云碍于老友情面，答应不予追究。这样，王立廷才于同年9月答应交保释放，并责成保人担保董必武不得离开县城，随传随到。不料到了这年12月，正当袁世凯下令称帝的时候，反动知事又奉段芝贵、段书云密令，以“孙的党徒、图谋不轨”的罪名，再次将董必武逮捕，关押在黄安县监狱，使董必武受尽了伪法统之苦。
董必武的再次逮捕，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公愤。1916年6月，复辟称帝的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中一命呜呼，复辟丑剧就此收场。黄安人民立即开展了营救董必武出狱的请愿活动。黄安知事迫于革命形势的压力，加之两次监禁都没有从董必武的口里得到任何“罪证”，只得装模作样，推卸责任，假装友好地释放了董必武。
董必武的牢狱经历，让我想起了曾两次因“经济犯罪”含冤入狱的当代刑法学家邱兴隆。虽然时代不同，一个是湖北黄冈人，一个是湖南湘乡人，但是监狱体验的相同经历，造就出不同时代的两大杰出法学家！
董必武恢复自由后一度回到武汉，之后又于1917年2月11日离开武汉到日本参加东京神田区私立日本大学法律科毕业考试。这一时期，日本思想界异常活跃，有关社会问题的著作也越来越多，他开始接触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渐渐认识到他们对旧社会的揭发虽有相似之处，但革命方法却迥然不同，应该进一步仔细研究。带着这种想法，董必武又积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
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以维护《临时约法》和恢复国会为号召，建立了护法军政府，发动护法战争，这时，董必武和姚汝婴应驻防川县的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之邀任司令部秘书，共谋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1919年1月27日夜，靖国军唐克明勾结川军旅军方化南，乘蔡济民不备，袭击蔡部将蔡谋杀。当时正在四川万县为部队筹集粮款的董必武闻讯很快赶回，可人们尚不明白事情的真象。他在与同事们处理蔡济民的后事时，发现了唐、方勾结谋杀蔡济民的电报多封，才揭出了案件的本来面目。同事们对于这种发生在革命阵营内部的谋杀感到无比愤慨，公推董必武到上海向孙中山有关方面申诉。董必武到上海后，在詹大悲等人的协助下，会见了各方面人士，向孙中山汇报了事情的经过。但孙中山在一年前就被排挤出护法军政府，虽对蔡济民被害深表同情，因无实力也无计实施。董必武于是联合苏成章等靖国军成员，在报上发表公电，陈述蔡济民被害经过，揭露西南军阀的罪恶勾当，呼吁伸张正义，惩办祸首，为蔡昭雪。然而蔡济民一案还是不了了之，以无结果而告终。董必武的这次法律维权经历，就远远没有学生时代幸运了！
“五四”运动前夜，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注入了新的血液，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在国内宣传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新文化运动正以新的姿态在全国蓬勃发展。董必武以浓厚的兴趣，如饥似渴地研读了李汉俊从日本带回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1928年，他在回忆这段情况时写道：“世界大战中，中国有一种启蒙运动，提倡这种运动的是《新青年》、《新潮》等刊物。首先是文体的改革，进而讨论社会问题。我们看了这些刊物和李汉俊介绍的几种日本新出的杂志，如《黎明》、《改造》、《新潮》等，觉得中日两国的杂志当时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彼此都认为现代社会已发生毛病了，传统的观念、道德、方法都要改变了，至于怎样改变，改变成一种什么样子，都很茫然。就社会主义说，当时有的介绍无政府主义，有的介绍共产主义，有的介绍社会主义，且只有文字的宣传，没有实际上的组织。我们几个人都很欢迎这种新的运动，很爱看此类的新书。”“五四”运动的爆发，给董必武的思想发展以新的推动。他与李汉俊、张国恩、詹大悲等人，几乎天天聚会，交换书籍，讨论天下大事。董必武在读书的同时，以严肃的态度回顾自己历经坎坷的道路，思考总结过去革命斗争经验教训。他认识到，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成果被北洋军阀篡夺了。此后，国家四分五裂，人民更加困苦不堪。在这艰难的岁月里，他追随孙中山革命多年，屡遭失败，深感中国需要继续革命，但旧的革命路子又行不通，于是迫切希望寻找到中国革命的出路。他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把各种新思潮加以对比研讨，认为西方的议会民主在一些国家虽已实行，但在中国已被证明难以实现；无政府主义虽很流行，但空想的色彩太浓，不切实际；只有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和办法，比较切实可行，可以作为榜样。董必武逐渐领悟到中国革命必须效仿俄国革命的方法，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董必武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尽管还是初步的，但已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考虑中国的革命问题和世界问题，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跨入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的行列。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约他们在武汉筹建同类性质的组织。董必武非常高兴，迅速复信表示同意。最先结合在一起的只有董必武、张国恩（数月后又退出小组）、陈潭秋三个人，随后又有刘伯垂（已由上海回武汉，开办律师事务所）、包惠僧、赵子健参加。1920年８月，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秘密召开了会议，成立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取名为“共产党武汉支部”。会议由刘伯垂主持，参加会议的有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七人。会上首先传阅了刘伯垂从上海带来的“一个抄写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由刘介绍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情况，并研究了早期组织建立后的活动。为了避免敌人的注意，他们决定租用位于湖北省警察厅背后的武汉多公祠五号(遗址大致位于今武昌黄鹤楼南路公交车站附近、武汉市三医院围墙西北角)作为党的机关，刘伯垂的律师事务所的招牌“刘芬（刘伯垂的别名，刘曾在广东司法界活跃）律师事务所”亦挂此处，以掩护党的秘密工作。之后，据说董必武承办了第一个案件获得了胜诉（具体什么案件已经无从考证），在社会上赢得了声誉。自此，34岁的董必武一下子成为湖北境内颇有名气的教育家和大律师。
作者简介:宋飞，1980年12月11日生，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现在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政府法制办工作。
参考文献：
1、秦永高 秦基楚，《董必武法学思想形成初探》，原载《黄冈法学》2011年第2期（总第3期。2011年6月版）
2、秦基楚，《浅析董必武“依法办事”理念形成及历史意义》，原载《黄冈法学》2011年第6期（总第7期。2011年12月版）
3、董德文，《坦直忠诚报国家——读董必武诗歌感想》，原载《黄冈法学》2011年第6期（总第7期。2011年12月版）
4、百度搜索：董必武
作者：宋飞
董必武，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畲，号壁伍，从事革命活动后改为必武。1886年3月5日，董必武诞生于湖北省黄安（今黄冈市红安县）县城城关镇南正街的一个穷教书先生家里。其祖父董其元生他父亲董基文等八男一女，董必武出生后，全家大小近30人在其祖父死后，由其做酱园生意做不下去的大伯父董其浚主持家务。全家人和睦相处，得益于一套严格的家庭管理制度，长幼序次、财务管理、住房排列、兄弟排序、妯娌相处、家教礼仪、对外应酬、婚丧嫁娶等都有详细而又严格的规定。在家庭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供他一人外出读书而无一人有争议，就可想而知。董必武从小就受到这种类似于“罗马父权家庭”的依规办事的熏陶，这给他以后法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启迪。
1903年，18岁的董必武，又在全家人的鼓励下，赴黄州府考棚街报名应试，中了秀才。1905年春，董必武又以优异成绩考取湖北省当时的重点中学——武昌文普中学堂（即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不少名人都是出自这所学校）。在武昌学习期间，他看到康有为提倡维新运动的书籍和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对他们所宣扬的改革朝政、变法图强的议论，感到十分新鲜，又被他们富有感染力的流畅文笔所吸引。
1909年，青年董必武就带领同学们与学校违规行为作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这一年，董必武在武昌文普中学堂读四年级时，提学衙门要学监纪矩伟办文高等学堂。纪矩伟想把文普中学堂的三、四年级学生转入文高等学堂学习，决定不按原规定发给这两班学生毕业文凭。学生们因为入学时规定的公费学习，后来改为自费；原来规定的五年毕业，现在又要改为八年，普遍不满，提出反对。但谁都怕因闹事被学校开除，不愿出面。董必武品学兼秀，大家认为学校找不到开除他的理由，便一致推他为领导人。他向大家表示：不干则已，要干，就要破釜沉舟干到底。于是，他带领同学们与学监纪矩伟论理，未得到完满答复，又到省提学衙门请愿。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这场小规模的学生运动取得了胜利。关于这场风波，让我想起了21世纪头五年发生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不授予博士学位博士、毕业证行政诉讼案、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案、黄渊虎诉武汉大学学籍与户籍管理案、白紫山等五名学生诉武汉理工大学、王玲诉武汉工程大学（原武汉化工学院）拒绝颁发学位证这几个案子，虽然董必武采取的是类似于现在的涉法上访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我觉得他无疑是新时代大学毕业生法律维权行动的先行者！
1914年1月，董必武在参加孙中山策划的武装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得到朋友的资助，于同年2月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神田区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并在留学期间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关于东京神田区私立日本大学这所学校，我现在已经查不到它是现在哪所国际型大学的前身。但是在日本，历来都是私立大学学费比公立的贵，但办学提倡学以致用，质量仍是世界一流。因此我个人认为，董必武的选择是对的。他在这里系统地接受了日本法学思想，提出了“我们中国也需要建成一个有法度的国家”的主张，得到了正在流亡日本的孙中山的首肯，并提出袁世凯同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违法，在日本带领留日学生掀起了反袁浪潮。试想一下，现在中国南海被各国虎视耽耽，却没有一个重量级的本土国际法专家出来说句话。想想人家董必武，28岁在海外留学时还这么关心国内大事！
1915年，董必武两次在家乡入狱，亲历了北洋军阀伪法统的黑暗。1915年6月，董必武奉孙中山之命和张国恩一起归国，回到故乡湖北，谋划反对袁世凯的秘密军事活动。当时，驻武昌南湖炮兵团团长李愈友是董必武的旧友，也是革命党人。董必武到武汉后，和李愈友密商如何策动军队起事反袁。而在这之前的5月，袁世凯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使中国面临沉沦的边缘。为了对外卖国，对内复辟，袁世凯到处布置密探，加紧对革命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血腥镇压。董必武在武昌的活动很快引起了北洋军阀的注意，被密探紧紧盯住，处境十分危险。他只得潜回老家黄安，在县城高等小学堂为四叔董素怀代课。因叛徒告密，北洋政府得知了董必武是中华革命党人，董必武还没来得及转移，即被黄安县反动知事王立廷捕押入狱。董必武被捕是黄安县署奉湖北省军务督办段芝贵、巡按使段书云会衔密令缉拿的，拿获后即解省法办。情况非常严重，如若解省，必有生命危险。经多方营救，王立廷迫于社会舆论，答应暂缓解省。这时，黄安知名人士——黄州府中学（即今黄冈中学的前身）校长陈逵九（董必武1910年至辛亥革命前曾在该校任教）又赶到武昌面见巡按使段书云，利用他与段书云在清朝军机处同事多年的关系，请求对董必武从宽发落。段书云碍于老友情面，答应不予追究。这样，王立廷才于同年9月答应交保释放，并责成保人担保董必武不得离开县城，随传随到。不料到了这年12月，正当袁世凯下令称帝的时候，反动知事又奉段芝贵、段书云密令，以“孙的党徒、图谋不轨”的罪名，再次将董必武逮捕，关押在黄安县监狱，使董必武受尽了伪法统之苦。
董必武的再次逮捕，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公愤。1916年6月，复辟称帝的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中一命呜呼，复辟丑剧就此收场。黄安人民立即开展了营救董必武出狱的请愿活动。黄安知事迫于革命形势的压力，加之两次监禁都没有从董必武的口里得到任何“罪证”，只得装模作样，推卸责任，假装友好地释放了董必武。
董必武的牢狱经历，让我想起了曾两次因“经济犯罪”含冤入狱的当代刑法学家邱兴隆。虽然时代不同，一个是湖北黄冈人，一个是湖南湘乡人，但是监狱体验的相同经历，造就出不同时代的两大杰出法学家！
董必武恢复自由后一度回到武汉，之后又于1917年2月11日离开武汉到日本参加东京神田区私立日本大学法律科毕业考试。这一时期，日本思想界异常活跃，有关社会问题的著作也越来越多，他开始接触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渐渐认识到他们对旧社会的揭发虽有相似之处，但革命方法却迥然不同，应该进一步仔细研究。带着这种想法，董必武又积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
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以维护《临时约法》和恢复国会为号召，建立了护法军政府，发动护法战争，这时，董必武和姚汝婴应驻防川县的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之邀任司令部秘书，共谋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1919年1月27日夜，靖国军唐克明勾结川军旅军方化南，乘蔡济民不备，袭击蔡部将蔡谋杀。当时正在四川万县为部队筹集粮款的董必武闻讯很快赶回，可人们尚不明白事情的真象。他在与同事们处理蔡济民的后事时，发现了唐、方勾结谋杀蔡济民的电报多封，才揭出了案件的本来面目。同事们对于这种发生在革命阵营内部的谋杀感到无比愤慨，公推董必武到上海向孙中山有关方面申诉。董必武到上海后，在詹大悲等人的协助下，会见了各方面人士，向孙中山汇报了事情的经过。但孙中山在一年前就被排挤出护法军政府，虽对蔡济民被害深表同情，因无实力也无计实施。董必武于是联合苏成章等靖国军成员，在报上发表公电，陈述蔡济民被害经过，揭露西南军阀的罪恶勾当，呼吁伸张正义，惩办祸首，为蔡昭雪。然而蔡济民一案还是不了了之，以无结果而告终。董必武的这次法律维权经历，就远远没有学生时代幸运了！
“五四”运动前夜，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注入了新的血液，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在国内宣传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新文化运动正以新的姿态在全国蓬勃发展。董必武以浓厚的兴趣，如饥似渴地研读了李汉俊从日本带回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1928年，他在回忆这段情况时写道：“世界大战中，中国有一种启蒙运动，提倡这种运动的是《新青年》、《新潮》等刊物。首先是文体的改革，进而讨论社会问题。我们看了这些刊物和李汉俊介绍的几种日本新出的杂志，如《黎明》、《改造》、《新潮》等，觉得中日两国的杂志当时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彼此都认为现代社会已发生毛病了，传统的观念、道德、方法都要改变了，至于怎样改变，改变成一种什么样子，都很茫然。就社会主义说，当时有的介绍无政府主义，有的介绍共产主义，有的介绍社会主义，且只有文字的宣传，没有实际上的组织。我们几个人都很欢迎这种新的运动，很爱看此类的新书。”“五四”运动的爆发，给董必武的思想发展以新的推动。他与李汉俊、张国恩、詹大悲等人，几乎天天聚会，交换书籍，讨论天下大事。董必武在读书的同时，以严肃的态度回顾自己历经坎坷的道路，思考总结过去革命斗争经验教训。他认识到，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成果被北洋军阀篡夺了。此后，国家四分五裂，人民更加困苦不堪。在这艰难的岁月里，他追随孙中山革命多年，屡遭失败，深感中国需要继续革命，但旧的革命路子又行不通，于是迫切希望寻找到中国革命的出路。他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把各种新思潮加以对比研讨，认为西方的议会民主在一些国家虽已实行，但在中国已被证明难以实现；无政府主义虽很流行，但空想的色彩太浓，不切实际；只有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和办法，比较切实可行，可以作为榜样。董必武逐渐领悟到中国革命必须效仿俄国革命的方法，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董必武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尽管还是初步的，但已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考虑中国的革命问题和世界问题，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跨入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的行列。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约他们在武汉筹建同类性质的组织。董必武非常高兴，迅速复信表示同意。最先结合在一起的只有董必武、张国恩（数月后又退出小组）、陈潭秋三个人，随后又有刘伯垂（已由上海回武汉，开办律师事务所）、包惠僧、赵子健参加。1920年８月，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秘密召开了会议，成立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取名为“共产党武汉支部”。会议由刘伯垂主持，参加会议的有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七人。会上首先传阅了刘伯垂从上海带来的“一个抄写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由刘介绍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情况，并研究了早期组织建立后的活动。为了避免敌人的注意，他们决定租用位于湖北省警察厅背后的武汉多公祠五号(遗址大致位于今武昌黄鹤楼南路公交车站附近、武汉市三医院围墙西北角)作为党的机关，刘伯垂的律师事务所的招牌“刘芬（刘伯垂的别名，刘曾在广东司法界活跃）律师事务所”亦挂此处，以掩护党的秘密工作。之后，据说董必武承办了第一个案件获得了胜诉（具体什么案件已经无从考证），在社会上赢得了声誉。自此，34岁的董必武一下子成为湖北境内颇有名气的教育家和大律师。
作者简介:宋飞，1980年12月11日生，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现在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政府法制办工作。
参考文献：
1、秦永高 秦基楚，《董必武法学思想形成初探》，原载《黄冈法学》2011年第2期（总第3期。2011年6月版）
2、秦基楚，《浅析董必武“依法办事”理念形成及历史意义》，原载《黄冈法学》2011年第6期（总第7期。2011年12月版）
3、董德文，《坦直忠诚报国家——读董必武诗歌感想》，原载《黄冈法学》2011年第6期（总第7期。2011年12月版）
4、百度搜索：董必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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