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陈某在大学招聘会上应聘上了一家食品公司，因该食品公司在新加坡设立了子公司，需要陈某签订出国务工合同，陈某前往某医院进行体检。体检结果陈某身体健康，无禁止出国务工的疾病（其实陈某此时已经患有了肺结核病，医院存在过错）。陈某据此与他人签订了出国务工合同。在出国前的复检中，陈某被查已患有肺结核，不能出国务工，导致陈某承担出国务工合同的违约责任。为此陈某以医院工作人员在体检过程中存在过错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医院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其中包括其承担与他人合同的违约责任）共计四万八千元。

　　【分歧】

　　医院是否要赔偿陈某因不能履行与他人合同的损失。

　　第一种意见认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在本案中，医院与陈某只有在医疗服务合同产生法律关系，跟陈某与他人的合同没有关系，医院不必赔偿陈某与他人合同的损失。

　　第二种意见认为，第一种观点错误的理解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本案按照因果关系原则，医院的体检是陈某与他人签订合同的前提，现前提出错，就应当赔偿陈某与他人合同的损失。

　　【评析】

　　对于该案件的处理，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一、《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这条是关于合同的法律拘束力的规定，也确立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在合同法中的地位。一般认为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是指：合同的效力范围仅限于合同当事人之间，他人不能主张合同上的权利，也不能承担合同上的义务。王利明教授认为合同的相对性规则包含了极为丰富和复杂的内容，主要体现为：（1）主体的相对性，是指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的主体之间，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够向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基于合同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2）内容的相对性，是指除法律、合同另有规定以外，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享有某个合同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并承担该合同规定的义务，除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任何他人不能主张合同上的权利。在双务合同中，合同内容的相对性还表现在一方的权利就是另一方的义务，而因为另一方承担义务才使一方享有权利，权利义务是相互对应的。由于合同内容及于当事人，因此权利人的权利须依赖于义务人履行义务的行为才能实现。（3）责任的相对性，是指违约责任只能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即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发生，合同关系以外的人不负违约责任，合同当事人也不对其承担违约责任。在本案中，陈某要求医院赔偿其与他人合同中的损失，并没有违反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因为该主张的基础是陈某与医院之间的医疗服务合同法律关系中。本案的主体是陈某与医院之间，内容也是由于医院没有履行好医疗服务合同，应该承担违约的义务，陈某有权要求医院赔偿因其过错而造成的一切损失。综上，可知本案陈某的诉求符合合同的相对性原则。

　　二、陈某在与他人合同中的损失是由医院工作人员的过错所造成，陈某的损失与医院的过错具有因果关系，医院应该承担赔偿损失。

　　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该法条是对损失赔偿的构成要件的规定，其中最重要的构成条件就是“违约行为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笔者认为医院的过错与陈某在与他人合同中的损失是具有因果关系。医院的过错是损失发生的原因，陈某与他人合同中的损失是由医院的过错造成的后果。根据我国合同法理可知，在违约损害赔偿责任中，因果关系是归责的重要前提。所谓因果关系，是指违约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相互关系。检验两个事实之间是否存在事实因果关系最基本的方法是必要条件规则。必要条件规则又称“要是没有”检验法，指的是一种“无彼即无此”的关系，“按照必要条件规则，凡构成损害发生之必要条件的情况，均为事实上的原因。”在本案中要是没有医院的错误的体检报告，而检查出陈某已患有肺结核病，这样的话陈某知道自己已患有不符合出国务工的疾病时，就不会与他人签订出国研修合同。也即，医院的错误误导了陈某的行为，使其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并因此而承担不能履行与他人之间的合同的违约责任。故，要是没有医院的错误体检报告也就会没有陈某的损失的。这点符合必要规则。

　　三、医院赔偿陈某与他人合同中的损失并没有违反“可预见规则”。《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该法条是对损失赔偿范围的规定。根据该法条可知损失赔偿的范围为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同时该法条还对损失赔偿范围作了明确的限度，也即“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这就是所说的“可预见规则”。本案中，在医院工作人员进行体检时，陈某就已经明确的告知其是为了签署出国务工合同的需要才来体检的。医院的工作人员作为一名专业的医务人员应当是清楚出国务工对身体健康状况的严格要求的。也应该能预见到要出国务工所应当支付的一定不菲的费用的。据此可推定，医院的工作人员不具有不能预见的客观性的。

　　综上，陈某的损失与医院的违约行为存在因果关系，而且医院方对陈某的该项损失是应该能够预见到的，所以医院应赔偿陈某的全部损失。

　　（作者单位：江西省南丰县人民法院）
论法的现代化

袁帅 苏璐


[内容提要]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法是随经济基础的不断发展而变化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政治体制改革也有条不紊的进行，华夏大地正经历着一场法治思想的变更与争鸣。世纪之交，中国知识界思考、争论最多的课题就是法的现代化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人治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度，摒弃人治，倡导法治，这个过程也本来就是法的现代化的表现之一。然而，什么是现代化？如何实现现代化？法的现代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却颇有争议。本文将从厘清现代化基本理论入手讨论这些问题。
[关键词]法的现代化；法的本土化；法的全球化


引 言
人类社会的文明演进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密不可分的，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清楚地辨别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古代农业经济社会、现代工业经济社会以及后现代知识经济社会。“现代化”这个概念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尽相同的含义。在当今社会，辩明现代化的内涵，了解现代化的理论，对我们法治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引作用。本文将运用现代化的理论，对法的现代化问题进行探讨，以为我国法治建设的走向提出一些见解。

一、现代化的一般理论
（一）现代化的概念和特征
“现代化”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就其字面含义而言，它是一个对以时间为基础的一种状态和过程的描述。与“现代”相伴的概念一般包括“古代”、“近代”、“后现代”等，这些概念表达的是某个历史阶段的各种特征的总和。而时空是无限运动的，所以“现代化”也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概念，是悬浮不定的。但是，当下大部分学者似乎更倾向于把“现代”定格在特定的状态，并由此状态而延伸出的某个时间段中。因此就有了前“现代”之说。现代化也就成为了一个朝向既定目标的、具有既定特征的标准的运动过程，发展出一套日益成熟和完善的理论[1]。
由于当下法学界对法治现代化的不同理解，因此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对“现代化”的内涵作出更明确定位。对“现代化”一词，当下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现代化”从经济角度讲是工业化；从政治角度讲是民主化；从社会领域讲是城市化；在思想价值领域则是理性化的互动过程[2]。因此，所谓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涉及社会生活诸领域的深刻变革过程，这一过程以某些既定特征的出现作为完结的标志，表明社会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3]。也有学者认为，现代化指的是在一个传统的前工业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转化的过程中发生的主要的内部社会变革[4]。由此可见，当下许多学者已不单纯从经济发展角度进行分析，而是从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对现代化的普遍条件、过程和表征进行归纳和探讨。有的学者从绝对和相对两个侧面分析了现代化的涵义，认为绝对意义上的现代化概念是指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心理等各方面实现整体的转变，达到一个共同的指标；相对意义上的现代化概念则指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每一个过程和步骤，包括人们从心理、思想、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摆脱陈腐旧事物的束缚，追求新的变化和发展，作出新的探索和选择。在法学界，付子堂教授是持这个观点的代表；笔者也赞成这种观点。也就是说，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涉及社会生活诸领域的深刻变革过程，这一过程以某些既定特征的出现作为完结的标志，表明社会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由上可见，现代化有如下一些特征：
1．现代化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以工业革命为起点，以某些既定特征为终点的一段漫长的时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代化也并非一天两天能够实现的。
２．现代化是全面的现代化，是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社会、文化、观念、器物等的全面革新。
３．现代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甚至在同一国家内部都体现出一种不均衡性。这主要体现在现代化的进度上，体现在现代化的方式与模式上。
４．现代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是不可能阻挡但可以加速或延缓的一个过程。因此，可以说，现代化又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发展规律。
（二）现代化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正如上所述，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发端于工业化，而工业化起始于欧洲，因此现代化的理论也是发端于欧洲大陆。作为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认知理论，现代化理论是一种综合性的理论体系，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宗教、法律等诸多领域，包括政治民主化，官僚科层化，经济工业化，社会都市化、均富化、福利化，社会阶层流动化，人口控制化，道德多元化、宽容化，宗教世俗化，文化教育普及化，知识科学化，信息传播化，社会调控法治化等到相并列的度要的现代性因素和标准。
现代化的理论从萌芽至成熟，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现代化理论的萌芽阶段
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是现代化理论的萌芽阶段。这一段时间以总结和探讨西欧国家自身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经验和面临的主要问题为主。这一时期现代化理论代表人物主要有圣西门（Saint-simon，1760-1825）、迪尔凯姆(Durkheim，1858-1917)以及韦伯和孔德等。这个时期并没有也现现代化理论这一概念，但是却萌发了现人工化理论的内核——对人类社会怎样从传统社会过度到现代社会的认识。
2．现代化理论的形成阶段
这一时期的时间跨度大概是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在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1927-)等人的推动下，形成了系统的现代化的理论体系。这一段时期，探讨的主要问题是那些刚刚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他们把西方的发展模式看作为惟一正确的模式，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看作是现代化的楷模。
3．现代化理论的批判阶段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人们开始质疑和批判以西方模式作为普适的惟一模式，转而思考如何根据自己的国情和传统选择现代化的模式和道路。

（二）法的现代化的基本模式
“条条大道通罗马”，目的虽一样，但是却有不同的到达方式。法的现代化也是我们所追求的一种目标；同样，达到这个目标的方式也可能是多种多样的。纵观各国法的现代化道路，虽然各有差异，但总是可以归结到以下两类之中：
1．内发型的发展道路
所谓内发型，望文生义就是指从内部而产生的一种结果的类型。内发型法现代化的模式是指由于社会内部诸经济力量成熟而推动法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种模式。这种类型最常见于欧洲发展较早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德、法、瑞、荷等。这些国家在中世纪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分离与对立。也正是这种二元对立，政治权力与市民权利的冲突与对抗导致了现代法治的精神与原则的确立。以商品平等交换为基本特征及与此相应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决定了这种经历了极其缓慢历史进程的现代化过程要以平等、自由、人权作为其价值追求。
综上所述，内发型法现代化模式的国家，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根本原因，其法律现代化的动力来源于社会的内部，并伴随着政治的民主化进程。
２．外发型的发展道路
与内发型的发展道路相对，外发型的发展道路是指因一个较为先进的法律对较落后的法律的冲击而导致的该国法律的进步转型过程。一般而言，外发型的法发展道路表现为一个较为强大的经济政治实体制定的的规则对较弱小的实体制定法律规范以及各方各面的冲击。这是一种被迫的发展道路，当然这种被迫也可能表现为一种自觉的学习和模仿，但无论怎样都无法否认这种模式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部。就当今世界而言，走这种发展道路的国家一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在它们刚刚取得反殖反帝斗争的胜利时，这些国家法的现代化往往是以争取国家主权为起点和最初目的；但是，外发型的现代化模式绝对不等于外部因素是惟一的转型原因，因为外因是要通过内因才能最终起到作用的，外因的刺激往往是应合了内部的某种需求，并且随着时间和进程的推移而渐渐转化为内部的自觉行动。同时，由于外发型的最初动力不是来自社会内部，因此，其法律现代化并不是呈现的西方的自下而上的社会推进模式，而是政府主导型。
（三）我国法律现代化之路探讨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度之一。“黄色文明”发源于土壤肥沃的长江、黄河流域，农业发达，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几千年来占据着主导地位。与西方“蓝色文明”相比，这种“黄色文明”对社会关系有着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平等主体间的民商事流转关系很少；二是国家权力与私人权利之间的对抗直接而普遍，反映在法律制度层面，中国古代法就一直延续着“以刑为主、诸法全体、民刑合一”的法律体系，调整经济的法律规范只是作为点缀，夹杂在众多刑法条文中间。在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后，中国又历炼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百年沧桑。1949年新中国成立，从经济发展史上使中国跨越了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成为资源的绝对所有者，并对经济生活起绝对的主导作用。计划经济这种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曾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初步发展起过积极作用，然而，终因其动作规律不符合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成为历史。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针对这种严重僵化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发展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以上发展轨迹可以看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与西方是不同的，而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法的现代化道路也是不能全盘照搬西方模式。中国是一个无市场经济传统的国度，中国的法制史对今日中国构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无以提供有力的支持，这决定了当今的中国立法主要不是对传统与现实习惯法的总结与提炼，而是理性建构的“制度化”过程。理性建构的内容或来源于主体的创造，或来源于对他国经验的摹仿；而在发展中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中，创造往往是微小的，摹仿则是主要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皆是如此。
笔者认为，中国的法律现代化道路应以外发型为主，内发型为辅的模式进行。其理由主要有如下几个：
１．我国的计划经济传统使国家拥有庞大的经济力资源和经济政策资源，从而在参与、调节社会生活方面表现出突出的职能。在我国法的现代化道路上，我们不可能丢弃如此强大，而且是现成的资源不用；相反，我们要好好利用这种资源，更好地推进我国法律的现代化进程。
２．从我国的发展程度来看，市场经济虽然已经初具规模，但是还远未完善，真正的公平竞争秩序尚未建立，部门垄断和地区垄断还很严重，社会发展态势不均仍然存在。法作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因此，在中国现在这种状况下法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像西方那样成熟于市场经济内部，也不可能像某些国家那样完全依靠外力来完成。
３．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和内部危机也决定了中国只能走以外发型为主，内发型为辅的发展模式。
４．西方法治国家在法律现代化过程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以及完全外发型国家的重创， 也成为中国选择自身发展模式的重要参照物。
综上所述，在当前国情及历史传统下，我国的法律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走以外发型为主，内发型为辅的道路；也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尽快走完西方法治国家花了上百年才走完的道路，尽快的实现法治。

二、法律现代化的相关问题
在法的现代化视野中，我们不得不正视那些与现代化过程相联系但又有若干重大区别的相关性问题。因此，在研究法的现代化时，笔者也对法现代化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法的现代化与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