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刑诉法修改后少年刑诉制度的抉择

肖建国

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是我国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重大成果。然而，由于主客观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这次刑诉法改革的内容主要涉及的是刑诉中的共性程序，反映和揭示的是刑诉中的最基本的规律，并没有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特殊诉讼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上，所以，在学习和贯彻执行新刑诉法时，各方面对如何正确看待前一阶段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探索成果和发展前景，难免会产生种种模糊认识和看法。我们认为，现阶段我国少年司法制度正面临着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也可以说成是一种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时期，所有关注少年健康成长和从事少年司法工作的同志，都应该主动接受挑战，抓住有利时机，发展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少年司法制度。
一、少年刑诉特性是少年刑诉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客观依据

在诉讼理论上，刑事诉讼程序有普通程序和特殊程序之分。由于有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未成年人，他们的身心状况有别于成年人，因此，从十九世纪末以来的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少年案件审理中的特殊性，并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案件审理的少年刑诉工作的特别审理程序。无论是国际社会少年司法制度的问世，还是我国少年法庭的建立和少年司法工作体系的初步形成，都是建立在少年刑事诉讼的特殊性基础之上的。当前，人们所关注的刑诉法修正后少年司法制度还有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的问题，其实质同样涉及到少年刑事诉讼的特殊性问题。现在，新的刑诉法中规定的适用于少年案件的特殊程序不多，如果我们不从理论上深刻阐明少年刑诉的特性，不从司法实践中形成不同于普通刑事司法程序的一整套特有程序，那么，经过十年创建起来的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就有夭折的可能。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提高对少年刑诉特性的认识及把理性的认识贯彻于实际操作过程中去。

少年刑事诉讼的特性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主观臆断的产物。人们对其的认识及其在实践中的把握和运用，都不过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结果。科学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在一定的社会和教育条件下，少年这一特定的年龄阶段必然会形成相应的身心发展特征，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所转移的。处在人生特定阶段的少年，更需要社会的关心，同样也更需要法律的保护。在少年因环境和教育的影响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时，这种关心和保护对于少年的改过自新和保持家庭的幸福乃至整个社会的安定，都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这一认识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得到认可，并导致1899年美国伊利诺斯州《少年法庭法》的诞生，以及二十世纪以来国际社会普遍推行的少年司法运动。198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实际上是国际社会对少年司法特性的最新和最充分的肯定。

毫无疑问，少年刑事诉讼是以少年身心特征为基点的。只要有少年身心特征的存在，就必然要求形成相应的少年刑事诉讼程序和制度。现在的问题是，当今少年身心特征是不是那么明显，需不需要有专门的少年诉讼程序。如果我们把少年和少年违法犯罪问题放到特定的社会发展背景下去研究，就会看到，改革和建设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道德伦理、法制以及人们的心理诸方面都产生了极其广泛、全面、深刻的影响，少年的身心特征势必会发生变化和有时代的特点。随着社会的发展，整个社会的物质条件不断改善，年轻的一代身体发育加快，身体成熟相对提前与社会成熟较晚之间的不协调已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为此有两方面的情况需要引起我们的特别重视：一是在不良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下，少年因其身心特征，容易受到外界的腐蚀和毒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大背景下，少年犯罪固然有不可推卸的个人因素，但更有家庭、学校和社会的责任，对犯罪少年的处理，应该采取较为宽恕的法律标准和符合其身心特征的审理方式；二是少年可塑性强，如果社会能够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他们将会比成年犯罪人更容易矫治。反之，就不利于少年回归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和大量的案例都雄辩地证明，社会的发展并没有消除或减弱少年身心特征，因此，建立在少年身心特征基础之上的少年刑事诉讼程序应该予以保留和发展。从更深刻的意义上看，保留和发展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不仅符合少年的身心特征，有利于少年的成长，而且有利于家庭的幸福和社会的稳定。因此，任何怀疑少年刑事诉讼特性以及反对少年司法制度进一步探索的认识和行为，都是错误的和有害的。
二、刑诉法改革与少年刑诉特别程序

应该承认，1979年我国在制定刑诉法过程中，就已经注意到少年刑诉的特性，并作出某些具体规定，例如：少年案件不公开和一般不公开审理（第110条）；应当为少年被告人指定辨护人（第27条）；
在讯问和审理少年被告人时，可以通知他们的法定代理人到场（第10条）；等等。这些适用于少年案件审理的制度和方法，经过多年司法实践的检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对此，刑诉法修正中基本上仍然予以保留。但能不能说，我国的少年刑诉特别程序已经很完善了呢？笔者认为未必如此，其理由是：

首先，国际社会少年刑诉程序的发展表明，少年刑诉特别程序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单凭少年刑事实体法的规定或依其作出的裁决，是不可能达到少年刑事实体法的目标和任务的。因为任何少年刑事实体法的实施，需要有一个使之实现的过程、手续或方法，这就必须有少年刑事程序法的助成。少年刑事程序法除了有专门的原则之外，还针对少年案件一般要经历的立案、预审、起诉、审理和执行等诉讼阶段，作出了范围极其广泛的规定，其中尤以专门的审理机构和专业官员、特别的诉讼权利、广泛的犯罪背景调查、简便的审理方式、有限制的强制措施等为重要，按照《北京规则》要求：“诉讼程序应按照最有利于少年的方式和在谅解的气氛下进行，应允许少年参与诉讼程序，并且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实际上揭示了少年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即诉讼中的少年保护优先的原则；此外，我国还发展了国际社会关于少年刑事诉讼的思想，提出了对违法犯罪少年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因此，我国少年刑事诉讼制度的探索，不仅吸取了国外的有益经验和做法，而且有自己的创造，有自己的特色。由此可见，少年刑诉特别程序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国现有的诉讼法还不可能全部概括，发展的前景很广阔，我们应当在现有的刑诉法中作出更加明确、全面的规定（国外一般设专门章节予以规定），抑或制定专门的少年刑事诉讼法。

其次，我国十年来的探索在许多方面发展了少年刑事诉讼特别程序。少年刑事诉讼特性的核心，即少年刑事诉讼区别于普通刑事诉讼的内在根据，就在于对少年违法犯罪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治为辅”的原则，我国十年来的探索实际上是在诉讼程序方面寻找出贯彻这一方针和原则的载体。从已经得到理论界和司法界公认的成功经验和做法看，我国不仅吸收了国外少年司法制度中的科学程序和做法，而且在许多方面有所发展和前进，例如，审理机构的专门化和特邀陪审员制度、社会调查制度、寓教于审制度、“司法一条龙”制度、综合治理制度等，但由于种种原因，在这次刑诉法修正中没有被采纳。但这并不能否定十年的探索，也并不是说修正后的刑诉法已完美无缺，我们可以终止少年刑诉特别程序的进一步探索。当前，一方面，世纪之交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少年的成长寄予很高的期望；另一方面，少年成长的社会环境和所受的教育不尽理想，少年违法犯罪仍在增多。单纯的惩治效果往往会适得其反，正确的做法是对那些失足的少年，继续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治为辅”的原则，不仅前一阶段的成果要继续保留，还要对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探索，通过实践形成更多的、成熟的经验和做法，以便能早日上升为国家的法律和制度。

另外，刑诉法改革为少年刑诉特别程序的进一步开拓奠定了基础。这次刑诉法的修正，最关键和最核心的是刑诉法的指导思想的变化。笔者认为，刑诉法的修正形式是很具体的，但从反映的内在的本质看，是很深刻的，那就是在刑诉法的修正中贯穿了一条主线，即在保证及时、有效地惩罚犯罪的同时，注重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在明确各诉讼主体职责分工的同时，加强对诉讼主体的制约和监督。刑诉法就是在这样一种新的理性认识下作出具体的修正的，它同时也为今后少年刑事诉讼程序的探索，指明了方向。我们应该把握这次刑诉法修正的本质，把刑诉法修正中的指导思想运用于探索少年刑事诉讼的特殊现象中去，这样就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少年刑事诉讼的特殊现象和制定出更加科学的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今后我国少年刑诉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应该在严格依法办案的基础上，继续探索，为立法提供实践依据。从刑诉法修正的指导思想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即今后的探索除了要继续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治为辅”的原则外，还应该围绕怎样才能“在保障及时、有效地惩罚犯罪的同时，注重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怎样才能“在明确各诉讼主体职责分工的同时，加强对诉讼主体的制约和监督”来开展。

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创建是以少年刑事诉讼程序入手的，无论从立法还是从司法实践来看，少年诉讼程序法建设要早于和快于少年刑事实体法建设。目前，刑诉法的修正为我们发展和完善我国少年司法制度指明了方向和目标，使得我们能够超越一种传统的、已接受的思维模式去不断探索，构建更为科学有效的少年司法制度的新的理论框架和诉讼程序。修正后的刑诉法只解决了刑事诉讼中的共性问题，而不可能揭示少年刑事诉讼中的个性问题，唯有在对刑事诉讼中的共性问题的了解和掌握基础之上，对少年刑事诉讼中的个性问题加以深入的研究，通过深入事物的内部，弄清它的内部结构，了解它的基本特征，掌握它的内部联系，最终方能把握它的规律性，这样才真正有助于我国少年刑事诉讼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三、刑诉法改革后少年刑诉特别程序探索过程中的实际操作

我们认为，刑诉法的修正是历史的进步，但这种进步又是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的。刑诉法修正的事实表明，新的刑诉法没有解决少年刑事诉讼的特性，故对少年刑诉特别程序的探索决不应该停止。当前，我们应该在学习和贯彻落实新刑诉法的同时，把少年刑诉特别程序的探索结合进去，力争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探索，并为法律的进一步完善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以加快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建设。在此，笔者对刑诉法改革后少年刑诉特别程序探索过程中如何实际操作和把握问题，提几点看法：

一是对刑诉法修正的指导思想要很好理解，要运用好修正后的刑诉法的有关规定，更好地贯彻落实对违法犯罪少年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治为辅”的原则。我们除了要切实严格按照刑诉法办案之外，还要看到，修正后的刑诉法中的有关规定为少年案件审理中寓教于审提供了可能。这里略举一例：少年案件大多数是量刑在三年以下的刑事案件，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规定。简易程序由于其特殊的审理形式，非常符合少年的身心特点。少年案件的审理中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即迅速简约原则，这是因为，少年案件在诉讼中愈是过份讲究形式的规范，愈会造成极大的心理创伤；在诉讼阶段停留的时间愈长，愈可能受到其他同监人的危害。我们在办理少年案件时，要力求使少年案件的简易程序能有特色。必须指出，少年案件强调“简易”，但不能放弃教育感化工作，不能忽视少年特殊诉讼权利的保护。根据具体的案件，使每个适用简易程序的少年案件都能在合适的氛围下进行审理，都能开展针对性的教育感化工作，这就必然会大大提高办案的质量。

二是对那些虽未在新刑诉法中作出明确的决定，但在有关司法解释中已有规定的，应重新分析研究，决定取舍。少年司法实践的发展，形成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和做法，促使一些司法解释的问世。随着刑诉法的端正，这些司法解释是否符合新刑诉法的规定，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笔者认为，这些司法解释的基本精神仍然是正确的，是符合新刑诉法的基本指导思想，多数具体的规定也是可以继续适用的。但有些规定值得深入研讨。例如，在少年案件中实行的全面社会调查制度，构成了少年案件审理的特色。它是在查明犯罪事实的同时，特别强调对少年生理心理特征、成长的经历、违法犯罪的原因和条件、家庭和学校以及社会的背景等进行调查，根据社会调查的材料，开展针对性的寓教于审工作和科学的定罪量刑。但社会调查究竟应该是诉前的调查，还是审前的调查；调查的主体究竟是法院，还是检察院、公安机关，乃至于社会团体；调查的内容和形式应该如何把握；调查结果是否应该在开庭时宣读和质证；等等，都应该继续加强研究；又如，寓教于审必须贯穿办案的始终，还有没有必要设立专门的教育阶段。如果庭审教育作为一个特定的阶段必须保留的话，是放在宣判前进行，还是放在宣判时进行，或者放在宣判后进行。类似这些方面，新的刑诉法虽然没有具体的规定，但我们可以从修改刑诉法的指导思想中得到启迪。

三是对那些虽未在新刑诉法中作出明确的规定，但符合我国的刑事政策、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且与新刑诉法不违背的，应继续大胆探索。没有探索精神，就不能认识新事物及其规律，就不会有少年司法制度的今天，更不会有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我们常讲要维护法制的严肃性，要求司法机关依法办案，但作为改革之中的中国社会和法制，特别是在创建过程中的少年司法制度，没有开拓创新是不行的。应该承认，这几年来我们坚持了探索精神，有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得看到，我们的前进步伐还不快。我们应该紧紧抓住新刑诉法实施的契机，进一步解放思想，在法律的范围内加大探索的步伐。随着新刑诉法的施行，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例如：起诉书和公诉词等法律文书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少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特殊诉讼权利；少年受害人和证人的特殊司法保护；少年案件审理中的法律监督；公安司法机关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范围和途径；等等。通过探索来推进少年司法制度的完善，这是社会主义法制的要求，也是我们对社会、对历史的最大的责任。
　 审判委员会是我国特有的审判组织形式，它也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任务就是总结审判工作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在司法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在有着现实意义。首先，为司法改革降低成本。司法改革是全方位的，审判委员会具有总结审判经验的功效和较强的法律专业性，在最高法院统筹的前提下，改革是以点带面，降低了司法改革的成本，为司法改革提供了第一手实践依据。第二，相对抑制了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正。我们每个法官都是现实社会中的普通人，在办案中难免会遇到地方党政机关或法院系统内以及亲友的批字、说情、送礼等，加之合议庭的成员人数较少（3－5人），上述情况很容易实现，这将导致独裁判的不公正和枉法裁判，其后果就是司法的腐败。审判委员会制度由于其成员人数多（一般lO人以上）。采取集体评议的方式，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问题的结果，这样就尽可能地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从而对司法腐败的产生和司法不公正现象的出现起到的一定的抑制作用。第三，有利于统一司法操作标准。我们正处在改革时代，制度、法律、法规等的不完各是不可避免的，“公正司法”要求我们要执法均衡，审判委员会对于其辖区内的某一类问题可提供一个统一的操作规程或标准，是这一类问题在该辖区得到均衡地解决，以达到司法的公正。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的法律合理性及对我国司法实践的功绩，其在我国审判制度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但审委会的存在也有这瑕疵，针对目前审判委员会制度的不足，有相当一部分的学者的观点认为应予以取消，而实务部门的同志几乎一致地认为审判委员会的存在有合理性，适应中国的现状，不赞成取消其设置，而是主张进行改革。在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在中国还缺乏大环境（整个社会对司法独立的认可）和小环境（法官的肩膀能够扛起司法独立的大旗）的情况下，审判委员会的实体审判权的取消是不现实的。在依然强调集体本位的今天，如何既加强党的领导又能保障司法独立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可以说审判委员会是法院运转的“轴心”，是法官的“上司”。在“民主集中制”成为一种毋庸置疑的意识形态信条并且成为各种机构、不同行业的议事通则的情形下，法官个人独立地进行司法决策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存制度的缺陷无需进行修正，也不意味着审判委员会与司法独立水火不容。笔者拟对审判委员会的改革提出一些浅见，以求教于同仁。

　　（一）进一步完善关于审判委员会的立法

　　对于审判委员会的职能、组成（委员的任免、任期、人数、届数等）活动程序在立法中应予以明确规定，改变目前由各法院自行其事的混乱局面。三大诉讼法对审判委员会受理案件的范围应作出严格的、明确的界定。在组织法上可保留现有做法，概括规定为重大或疑难案件，三大诉讼法中应分别进行细化，利于操作，不留有弹性条款以防止借此扩大其受案范围。所谓重大案件，应当是指案情重大或者在该法院辖区内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或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案件、或案件争议的标的、事实涉及多方面社会关系的案件或新型案件。疑难案件只能是案件事实复杂或者如何适用法律难以确定，合议庭无法达成多数意见或独任庭法官无法作出裁决的案件。

　　（二）审判委员会行使实体审判权方面的改革

　　业务庭庭长对受理的案件事先进行审查，根据案件的情形以及法律的规定，决定是独任庭审判、合议庭审判还是提交审判委员会审判。独任审判或合议审判过程中发现不宜适用本方式审判的，报庭长重新决定。如换成合议庭或审判委员会审判，则以前的审判活动需重新进行。审判委员会审判案件，相当于审判委员会委员组成一个大合议庭，运作方式同普通的合议庭一致。如应依法确定审判长，告知当事人其组成人员，执行回避制度，必须亲历庭审，亲自作出裁决并承担责任等。

　　（三）审判委员会组织机构、职能方面的改革

　　审判委员会的组织形式可以多样化。法官人数多的法院可在本院审判委员会下分设刑事、民事、行政等专业审判委员会，其成员组成由本院审判委员会委员依专业划分确定。案件的实体审判权由各专业审判委员会行使。法官人数少的法院可保留目前的形式，但应吸收一些不担任法院“行政职务”，业务能力出众的普通法官进入审判委员会。

　　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也应多样化，不能允许将绝大部分甚至全部精力都投入案件的实体审判之中。总结审判经验、讨论决定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重大问题等事务必须依法进行。上级法院应对其进行监督，最高法院则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监督。

　　当然，上述关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也只能是权宜之计，是试图在现有环境中以改良的方式促使该制度进一步优化。在司法独立真正深入人心、法官能够扛起司法独立的大旗，真正的司法独立能够实现时，审判委员会应当予以取消，将司法权真正完全地交给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