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中墨两国政府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文本并请做好执行准备的通知

国税函[2005]104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扬州税务进修学院，局内各单位：
我国政府和墨西哥合众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已于2005年9月12日由中、墨两国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和德尔贝斯分别代表各自政府在墨西哥城正式签署。该协定还有待于双方完成各自所需法律程序后生效执行。现将该协定文本印发给你们，请做好执行前的准备工作。

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墨西哥合众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国家税务总局
二○○五年十一月四日


附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墨西哥合众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墨西哥合众国政府,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以下简称“协定”）,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人的范围


本协定适用于缔约国一方或者同时为双方居民的人。

第二条 税种范围



一、本协定适用于由缔约国一方、其行政区或地方当局对所得征收的所有税收，不论其征收方式如何。
　　二、对全部所得或某项所得征收的税收，包括对来自转让动产或不动产的收益征收的税收，应视为对所得征收的税收。
　　三、本协定特别适用的现行税种是:
（一）在中国:
1.个人所得税;
2.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
(以下简称“中国税收”)
（二）在墨西哥:
联邦所得税。
（以下简称“墨西哥税收”）
　　四、本协定也适用于本协定签订之日后征收的属于增加或者代替现行税种的相同或者实质相似的税收。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将各自税法所做出的实质性变动，在其变动后的适当时间内通知对方。

第三条 一般定义


　　
一、在本协定中，除上下文另有解释的以外:
　　（一）“中国”一语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于地理概念时，是指实施有关中国税收法律的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包括领海，以及根据国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勘探和开发海底和底土资源以及海底以上水域资源的主权权利的领海以外的区域;
　　（二）“墨西哥”一语是指墨西哥合众国。用于地理概念时是指其宪法所定义的墨西哥合众国的领土，包括根据国际法，墨西哥合众国行使勘探和开发海底和底土资源以及海底以上水域资源的主权权利的领海以外的区域;
（三）“缔约国一方”和“缔约国另一方”，按照上下文，是指中国或者墨西哥;
（四） “税收”一语按照上下文，是指中国税收或者墨西哥税收；
（五）“人”一语包括个人、公司和其它团体；
（六）“公司”一语是指法人团体或者在税收上视同法人团体的实体；
　　（七）“缔约国一方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企业”,分别指缔约国一方居民经营的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经营的企业；
（八）“国际运输”一语是指缔约国一方的企业以船舶或飞机经营的运输，不包括仅在缔约国另一方各地之间以船舶或飞机经营的运输；
　　（九）“国民”一语是指：
1.任何具有缔约国一方国籍的个人；
2.任何按照缔约国一方现行法律建立的法人、合伙企业或团体；
　　（十）“主管当局”一语：
1． 在中国方面是指国家税务总局或其授权的代表；
2． 在墨西哥方面是指财政和公共信用部。
二、缔约国一方在实施本协定时，对于未经本协定明确定义的用语，除上下文另有解释的以外，应当具有该缔约国适用于本协定的税种的法律所规定的含义。缔约国一方适用的税法对有关术语的定义应优先于其它法律对同一术语的定义。


第四条 居民



一、在本协定中，“缔约国一方居民”一语是指按照该缔约国法律，由于住所、居所、管理所在地、注册地或总机构所在地，或任何其他类似标准，在该缔约国负有纳税义务的人。
二、由于第一款的规定，同时为缔约国双方居民的个人，其身份应按以下规则确定：
（一）应认为是其有永久性住所所在缔约国的居民；如果在缔约国双方同时有永久性住所，应认为是与其个人和经济关系更密切（重要利益中心）所在缔约国的居民;
（二）如果其重要利益中心所在国无法确定，或者在缔约国任何一方都没有永久性住所，应认为是其有习惯性居处所在国的居民；
（三）如果其在缔约国双方都有，或者都没有习惯性居处，应认为是其国民所属缔约国的居民；
（四）在其它任何情况下，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通过协商解决。
　　三、由于第一款的规定，除个人以外，同时为缔约国双方居民的人，其居民身份应由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通过相互协商确定。



第五条 常设机构



一、在本协定中，“常设机构”一语是指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营业的固定营业场所。
二、“常设机构”一语特别包括：
（一）管理场所；
（二）分支机构；
（三）办事处；
（四）工厂；
（五）作业场所；
（六）矿场、油井或气井、采石场或者任何其他开采自然资源的场所。
三、“常设机构”一语还包括:
建筑工地，建筑、装配或安装工程，或者与其有关的监督管理活动，但仅以该工地、工程或活动连续六个月以上的为限。
四、虽有本条上述规定, “常设机构”一语应认为不包括：
（一）专为储存、陈列或者交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目的而使用的设施；
（二）专为储存、陈列或者交付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库存；
（三）专为另一企业加工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库存；
（四）专为本企业采购货物或者商品，或者搜集情报的目的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
（五）专为本企业进行其他准备性或辅助性活动的目的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
（六）专为本款第（一）项至第（五）项活动的结合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如果由于这种结合使该固定营业场所的全部活动属于准备性质或辅助性质。
　　五、虽有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当一个人（除适用第七款规定的独立代理人以外）在缔约国一方代表缔约国另一方的企业进行活动，有权并经常行使这种权力以该企业的名义签订合同，这个人为该企业进行的任何活动, 应认为该企业在该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除非这个人通过固定营业场所进行的活动限于第四款的规定，按照该款规定，不应认为该固定营业场所是常设机构。
　　六、虽有本条前面规定，缔约国一方的保险企业，除再保险以外，如果不是通过适用第七款的独立地位代理人而在缔约国另一方领域内收取保费或对位于该国领域内的风险进行保险，应认为在缔约国另一方构成常设机构。
七、缔约国一方企业仅通过按常规经营本身业务的经纪人、一般佣金代理人或者任何其他独立代理人在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不应认为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设有常设机构。
八、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控制或被控制于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公司或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的公司（不论是否通过常设机构），此项事实不能据以使任何一方公司构成另一方公司的常设机构。

第六条 不动产所得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从位于缔约国另一方的不动产取得的所得(包括农业或林业所得)，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不动产”一语应当具有财产所在地的缔约国的法律所规定的含义。该用语在任何情况下应包括附属于不动产的财产，农业和林业所使用的牲畜和设备，有关地产的一般法律规定所适用的权利，不动产的用益权以及由于开采或有权开采矿藏、水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取得的不固定或固定收入的权利。船舶和飞机不应视为不动产。
三、第一款的规定应适用于从直接使用、出租或者任何其他形式使用不动产取得的所得。
四、第一款和第三款的规定也适用于企业的不动产所得和用于进行独立个人劳务的不动产所得。

第七条 营业利润

　　一、缔约国一方企业的利润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但该企业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的除外。如果该企业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 其利润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但应仅以属于该常设机构的利润为限。
二、除适用第三款的规定以外，缔约国一方企业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应将该常设机构视同在相同或类似情况下从事相同或类似活动的独立分设企业，并同该常设机构所隶属的企业完全独立处理，该常设机构可能得到的利润在缔约国各方应归属于该常设机构。
　　三、在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时，应当允许扣除其进行营业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行政和一般管理费用，不论其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所在国或者其他任何地方。但是，常设机构使用专利或者其他权利支付给企业总机构或该企业其他办事处的特许权使用费、报酬或其他类似款项，具体服务或管理的佣金，以及向其借款所支付的利息，银行企业除外，都不得作任何扣除（属于偿还代垫实际发生的费用除外）。同样，在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时，也不考虑该常设机构从企业总机构或该企业其他办事处取得的专利和其他权利的特许权使用费、报酬或其他类似款项，具体服务或管理的佣金，以及贷款给该企业总机构或该企业其他办事处所取得的利息，银行企业除外（属于偿还代垫实际发生的费用除外）。
四、如果缔约国一方习惯于以企业总利润按一定比例分配给所属各单位的方法来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则第二款规定并不妨碍该缔约国按这种习惯分配方法确定其应纳税的利润。但是，采用的分配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应与本条所规定的原则一致。
五、不应仅由于常设机构为企业采购货物或商品，将利润归属于该常设机构。
六、在上述各款中，除有适当的和充分的理由需要变动外，每年应采用相同的方法确定属于常设机构的利润。
七、利润中如果包括本协定其他各条单独规定的所得项目时，本条规定不应影响其他各条的规定。

第八条 海运和空运

一、缔约国一方企业以船舶或飞机经营的国际运输所取得的利润或收益在缔约国另一方免税。
　　二、虽有第一款和第七条的规定，仅在缔约国一方各地之间以船舶或飞机主要经营旅客或货物运输取得的利润，可以在该缔约国征税。
三、第一款的规定也适用于参加合伙经营、联合经营或者参加国际经营机构取得的利润。

第九条 联属企业

一、当：
（一）缔约国一方企业直接或者间接参与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管理、控制或资本，或者
（二）同一人直接或者间接参与缔约国一方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管理、控制或资本，
　　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两个企业之间的商业或财务关系不同于独立企业之间的关系，因此，本应由其中一个企业取得，但由于这些情况而没有取得的利润，可以计入该企业的利润，并据以征税。
　　二、缔约国一方将缔约国另一方已征税的企业利润包括在该缔约国一方企业的利润内征税，该部分利润在这两个企业之间的关系是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的情况下，本应由该缔约国一方企业取得，这时，该缔约国另一方应对这部分利润所征收的税额加以调整。在确定该调整时，应对本协定其他规定予以注意，如有必要，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相互协商。

第十条 股息

一、 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股息，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然而，这些股息也可以在支付股息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法律征税。但是，如果收款人是股息受益所有人，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股息总额的百分之五。
本款不应影响对该公司支付股息前的利润所征收的公司利润税。
三、本条“股息”一语是指从股份或者非债权关系分享利润的权利取得的所得，以及按照分配利润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法律，视同股份所得同样征税的其他公司权利取得的所得。
四、如果股息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在支付股息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股息的股份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五、 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从缔约国另一方取得利润或所得, 该缔约国另一方不得对该公司支付的股息征收任何税收。但支付给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股息或者据以支付股息的股份与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除外。对于该公司的未分配的利润，即使支付的股息或未分配的利润全部或部分是发生于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利润或所得, 该缔约国另一方也不得征收任何税收。

第十一条 利息

一、 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利息，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 然而，这些利息也可以在该利息发生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是，如果收款人是利息受益所有人，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利息总额的百分之十。
　　三、虽有第二款的规定，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政府、行政区或地方当局、中央银行或任何完全由政府拥有的金融机构的利息，或由缔约国另一方政府、行政区或地方当局、中央银行或任何完全由政府拥有的金融机构担保或保险的贷款获得的利息，应在首先提及的国家免税。
　　四、为了本条第三款之目的，“中央银行”和“完全由政府拥有的金融机构”是指：
　　（一）在中国：
　　1.中国人民银行；
　　2.国家开发银行；
　　3.中国进出口银行；
　　4.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5.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及
　　6．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随时协商同意的，由中国政府完全拥有的任何机构。
　　（二）在墨西哥：
　　1．墨西哥银行；
　　2．国家外贸银行；
　　3．国家财务银行；
　　4．国家公共建设和服务银行；以及
　　5．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随时协商同意的，由墨西哥政府完全拥有的任何机构。
五、本条“利息”一语是指从各种债权取得的所得，不论其有无抵押担保或者是否有权分享债务人的利润；特别是从公债、债券或者信用债券取得的所得，包括其溢价和奖金，以及所有按所得发生地所在缔约国税收法律视同贷款所得的其他所得。由于延期支付所处的罚款，不应视为本条所规定的利息。
六、如果利息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在利息发生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该利息的债权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七、如果支付利息的人为缔约国一方政府、其行政区、地方当局或该缔约国居民，应认为该利息发生在该缔约国。然而，当支付利息的人不论是否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支付该利息的债务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有联系，并由其负担利息，上述利息应认为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所在缔约国。
八、由于支付利息的人与受益所有人之间或者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就有关债权所支付的利息数额超出支付人与受益所有人没有上述关系所能同意的数额时，本条规定应仅适用于后来提及的数额。在这种情况下，对该支付款项的超出部分，仍应按各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应对本协定其他规定予以适当注意。

第十二条 特许权使用费

一、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特许权使用费，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然而，这些特许权使用费也可以在其发生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是，如果收款人是特许权使用费受益所有人，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特许权使用费总额的百分之十。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协商确定实施该限制税率的方式。
　　三、本条“特许权使用费”一语是指使用或有权使用文学、艺术或科学著作，包括电影影片、无线电或电视广播使用的胶片、磁带的版权，专利、商标、设计或模型、图纸、秘密配方或秘密程序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各种款项，或者使用或有权使用工业、商业、科学设备或有关工业、商业、科学经验的情报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各种款项。该语也包括为了通过卫星、电缆、光纤或同类技术传输，而接受或有权接受图像或声音，或两者兼而有之，而支付的任何形式的报酬；或为了通过卫星、电缆、光纤或同类技术向公众传输电视或无线广播，而使用或有权使用图像或声音，或两者兼而有之，而支付的任何形式的报酬。“特许权使用费”一语还包括转让任何与生产、使用或销售有关的权利或财产取得的收益。
四、如果特许权使用费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特许权使用费发生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该特许权使用费的权利或财产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五、如果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是缔约国一方政府、行政区、地方当局或该缔约国居民，应认为该特许权使用费发生在该缔约国。然而，当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不论是否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支付该特许权使用费的义务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有联系，并由其负担这种特许权使用费，上述特许权使用费应认为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所在缔约国。
六、由于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与受益所有人之间或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就有关使用、权利或情报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数额超出支付人与受益所有人没有上述关系所能同意的数额时，本条规定应仅适用于后来提及的数额。在这种情况下，对该支付款项的超出部分，仍应按各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应对本协定其他规定予以适当注意。

第十三条 财产收益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转让第六条所述位于缔约国另一方的不动产取得的收益，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转让一个公司财产股份的股票取得的收益，该公司的财产又主要直接或者间接由位于缔约国一方的不动产所组成，可以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三、转让第二款所述以外的代表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参股的股票取得的收益，可以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四、转让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营业财产部分的动产，或者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独立个人劳务的固定基地的动产取得的收益，包括转让常设机构（单独或者随同整个企业）或者固定基地取得的收益，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五、转让从事国际运输的船舶或飞机，或者转让属于经营上述船舶、飞机的动产取得的收益，应仅在该企业为居民的缔约国征税。
　　六、转让第十二条提到的或本条前面几款所述财产以外的其他财产取得的收益，应仅在转让者为其居民的缔约国征税。


　　
第十四条 独立个人劳务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由于专业性劳务或者其他独立性活动取得的所得，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但具有以下情况之一的，可以在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一）在缔约国另一方为从事上述活动设有经常使用的固定基地。在这种情况下，该缔约国另一方可以仅对属于该固定基地的所得征税；
（二）在有关历年中在缔约国另一方停留连续或累计达到或超过一百八十三天。在这种情况下, 该缔约国另一方可以仅对在该缔约国进行活动取得的所得征税。
　　二、“专业性劳务”一语特别包括独立的科学、文学、艺术、教育或教学活动，以及医师、律师、工程师、建筑师、牙医师和会计师的独立活动。

第十五条 非独立个人劳务

一、除适用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以外，缔约国一方居民因受雇取得的薪金、工资和其他类似报酬除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受雇的活动以外，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在该缔约国另一方从事受雇的活动取得的报酬，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虽有第一款的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因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受雇的活动取得的报酬，同时具有以下三个条件的，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一）收款人在有关历年中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停留连续或累计不超过一百八十三天；
（二）该项报酬由并非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雇主支付或代表该雇主支付；
（三）该项报酬不是由雇主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所负担。
三、虽有本条上述规定，在缔约国一方企业经营国际运输的船舶或飞机上从事受雇的活动取得的报酬，应在该缔约国征税。


第十六条 董事费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作为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公司的董事会或类似机构成员取得的董事费和其他类似款项，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缔约国一方居民作为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公司的高级管理职位的职员取得的薪金、工资和其他类似报酬，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第十七条 艺术家和运动员

一、虽有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的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作为表演家，如戏剧、电影、广播或电视艺术家、音乐家或作为运动员，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其个人活动取得的所得，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虽有第七条、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的规定，表演家或运动员从事其个人活动取得的所得，并非归属表演家或运动员本人，而是归属于其他人，可以在该表演家或运动员从事其活动的缔约国征税。
三、虽有本条上述规定，作为缔约国一方居民的表演家或运动员在缔约国另一方按照缔约国双方政府的文化交流计划进行活动取得的所得，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应予免税。

第十八条 退休金

一、除适用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外，因以前的雇佣关系支付给缔约国一方居民的退休金和其他类似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虽有第一款的规定，缔约国一方政府、行政区或地方当局按社会保险制度的公共福利计划支付的退休金和其他类似款项，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第十九条 政府服务

一、（一）缔约国一方政府、行政区或地方当局对履行政府职责向其提供服务的个人支付退休金以外的薪金、工资或其他类似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但是，如果该项服务是在缔约国另一方提供，而且提供服务的个人是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并且该居民：
1.是该缔约国另一方国民；或者
2.不是仅由于提供该项服务，而成为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居民；
　　该项薪金、工资或其他类似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一）缔约国一方政府、行政区或地方当局支付或者从其建立的基金中支付给向其提供服务的个人的退休金，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但是，如果提供服务的个人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并且是其国民的，该项退休金应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三、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的规定，应适用于向缔约国一方政府、行政区或地方当局举办的事业提供服务取得的薪金、工资或其他类似报酬和退休金。

第二十条 教师和研究人员

一、在紧接前往缔约国一方之前曾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教师和研究人员，主要是为了在该缔约国一方的大学、学院、学校或为该缔约国一方政府承认的其他教育机构或科研机构从事教学或科学研究的目的，停留在该缔约国一方，对其由于教学或研究取得的报酬，该缔约国一方应自其第一次到达之日起, 三年内免予征税。
二、本条不适用于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而主要是为某个人或某些人的私利从事研究取得的所得。

第二十一条 学生和实习人员

一、学生、企业学徒或实习生是、或者在紧接前往缔约国一方之前曾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仅由于接受教育或培训的目的，停留在该缔约国一方，对其为了维持生活、接受教育或培训的目的收到的来源于该缔约国以外的款项，该缔约国一方应免予征税。
　　二、第一款所述学生、企业学徒或实习生取得的不包括在第一款内的赠款、奖学金和劳务报酬，在接受教育或培训期间，应与其所停留国居民享受同样的免税、优惠或减税。

第二十二条 其它所得

缔约国一方居民取得的各项所得，凡本协定上述各条未作规定的，无论发生在何处，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第二十三条 消除双重征税方法

当缔约国一方居民取得的所得，按照本协定的规定可以在缔约国另一方征税时，则缔约国一方应允许：
一、从该居民所得征收的税额中抵免等于在缔约国另一方的所得税数额，但是该项抵免在任何情况下不应超过可以在缔约国另一方征税的所得在抵免前计算的那部分所得税税额。
　　二、从缔约国一方取得的所得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公司的股息，同时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公司拥有支付股息公司不少于百分之十的股份，该项抵免应考虑支付该股息公司就该项所得缴纳的缔约国一方税收。

第二十四条 无差别待遇

一、缔约国一方国民在缔约国另一方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应与该缔约国另一方国民在相同情况下，特别是在居民身份相同的情况下，负担或可能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同或比其更重。虽有第一条的规定，本规定也应适用于不是缔约国一方或者双方居民的人。
二、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的税收负担，不应高于该缔约国另一方对其本国进行同样活动的企业。本规定不应理解为缔约国一方由于民事地位、家庭负担给予该缔约国居民的任何扣除、优惠和减免也必须给予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
三、除适用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七款或第十二条第六款的规定外，缔约国一方企业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款项，在确定该企业应纳税利润时，应与在同样情况下支付给该缔约国一方居民同样予以扣除。
四、缔约国一方企业的资本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间接为缔约国另一方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居民拥有或控制，该企业在该缔约国一方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应与该缔约国一方其他同类企业的负担或可能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同或比其更重。
　　五、虽有第二条的规定，本条规定适用于各种税收。


第二十五条 相互协商程序

一、当一个人认为，缔约国一方或者双方所采取的措施，导致或将导致对其不符合本协定规定的征税时，可以不考虑各缔约国国内法律的补救办法，将案情提交本人为其居民的缔约国主管当局；或者如果其案情属于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可以提交本人为其国民的缔约国主管当局。该项案情必须在不符合本协定规定的征税措施第一次通知之日起，三年内提出。
　　二、上述主管当局如果认为所提意见合理，又不能单方面圆满解决时，应设法同缔约国另一方主管当局相互协商解决，以避免不符合本协定的征税。有关案情应在缔约国另一方应纳税之日或纳税申报之日（以晚一些的时限为准）起不超过四年半之内通知缔约国另一方主管当局。在这种情况下，达成的任何协议应自应纳税之日或纳税申报之日（以晚一些的时限为准）起不超过十年内予以实施。如果该缔约国另一方国内法允许，时限可以延长。
三、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通过相互协商设法解决在解释或实施本协定时所发生的困难或疑义。
四、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为达成第二款和第三款的协议，可以相互直接联系。为有助于达成协议，双方主管当局的代表可以进行会谈，口头交换意见。



第二十六条 情报交换

一、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交换为实施本协定的规定所需要的情报，或缔约国双方关于本协定所涉及的税种的国内法律的规定所需要的情报（以根据这些法律征税与本协定不相抵触为限），特别是防止偷漏税的情报。情报交换不受第一条的限制。缔约国一方收到的情报应作密件处理, 仅应告知与本协定所含税种有关的查定、征收、执行、起诉或裁决上诉的有关人员或当局（包括法院和行政管理部门）。上述人员或当局应仅为上述目的使用该情报，但可以在公开法庭的诉讼程序或法庭判决中公开有关情报。
二、第一款的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不应被理解为缔约国一方有以下义务：
（一）采取与该缔约国或缔约国另一方法律和行政惯例相违背的行政措施；
（二）提供按照该缔约国或缔约国另一方法律或正常行政渠道不能得到的情报；
　　（三）提供泄露任何贸易、经营、工业、商业、专业秘密、贸易过程的情报或者泄露会违反公共政策（公共秩序）的情报。

第二十七条 外交代表和领事官员

本协定应不影响按国际法一般规则或特别协定规定的外交代表或领事官员的税收特权。

第二十八条 生效

本协定在缔约国双方交换外交照会，确认已履行为本协定生效所必需的各自的法律程序之日起的第三十天开始生效。本协定将适用于在协定生效年度的次年一月一日或以后开始的纳税年度中取得的所得。

第二十九条 终止

　　本协定应长期有效。但缔约国任何一方可以在本协定生效之日起满五年后任何历年六月三十日或以前，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对方终止本协定。在这种情况下，本协定对终止通知发出年度的次年一月一日或以后开始的纳税年度的所得停止有效。

下列代表,经正式授权,已在本协定上签字为证。
本协定于二○○五年九月十二日在墨西哥城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西班牙文和英文写成，所有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如在解释上遇有分歧，以英文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墨西哥合众国政府代表
外交部部长 外交部部长
李肇星 德尔贝斯


议 定 书

　　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墨西哥合众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时，下列代表同意下列规定作为协定的组成部分。
　　一、关于“固定基地”一语
　　为了税收目的，固定基地依照常设机构适用的原则处理。
　　二、关于“利息”一语
　　“利息”一语也包括按照所得发生的缔约国一方税法视同贷款所得的其它所得，除非该所得是一定形式的债权所得。在理解上遇有分歧时，缔约国双方应诉诸相互协商程序。
　　三、关于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
　　为了第十一条第七款第二句和第十二条第五款第二句的规定之目的，如果贷款或特许权使用费是企业总机构发生的，并且其数额与位于不同国家的几个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关，则该利息或特许权使用费，视情况而定，应认为是发生在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所在的缔约国，但仅限于由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负担的利息或特许权使用费。
　　四、关于第二十五条
　　为了《服务贸易协定》第二十二条（协商）第三款之目的，缔约国双方同意：尽管有该款，一项措施是否属于本协定范畴的任何争议，均可按该款之规定提交服务贸易理事会，但仅以该缔约国双方均同意为前提。本款解释上的任何疑义都将通过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解决，如果该程序失败，则按照缔约国双方同意的任何其他程序解决。
　　五、关于反协定滥用
　　本协定的规定不妨碍缔约国一方执行其关于资本弱化、受控外国公司（在墨西哥方面是指针对优惠税制的法律）和背对背贷款的规定。
六、关于利益限制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的人（不包括个人）在缔约国另一方不得享受本协定的税收优惠，除非：
（一）
1.其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利益（如果是公司，每类股票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直接或间接由下列一人或多人单独或共同所有：
　　（1）缔约国一方居民的个人；
　　（2）本条第一款第（二）项所述公司；
　　（3）缔约国一方、其行政区或地方当局。
　　2.涉及第十条（股息）、第十一条（利息）、第十二条（特许权使用费）规定的税收优惠时，其用于支付给非本条第（一）项第1目（1）至（3）所指的人的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的数额低于其所得总额的百分之五十。
（二）其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且其主要类别的股票经常并大量地在认可的证券交易所交易。
　　二、如果其成立、收购和维持及其运作不是以获取本协定之利益为主要目的，则第一款不适用。
　　三、为了第一款第（二）项之目的，“认可的证券交易所”一语：
　　（一）在墨西哥方面是指墨西哥证券交易市场；
　　（二）在中国方面是指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同意的其他证券交易所。
　　四、缔约国一方居民被缔约国另一方以第一、第二或第三款为由拒绝享受税收优惠之前，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进行协商。

　　下列代表，经正式授权，已在本议定书上签字为证。
　　本协定于二○○五年九月十二日在墨西哥城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西班牙文和英文写成，所有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如在解释上遇有分歧，以英文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墨西哥合众国政府代表
外交部部长 外交部部长
李肇星 德尔贝斯


中国律师从政——困境与出路

尹振国*


[摘要] 律师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律师的社会功能和优势决定了律师参与政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现时的中国，律师参与政治存在着传统文化、法律制度和行业发展等方面的困境，必须在发展民主法制的基础上，为律师参与政治开拓道路。
[关键词] 律师 政治 参政 困境 出路


在人类的政治文明发展史上，律师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贺卫方所说：“凡是发达的国家，律师们的用武之地都不仅仅限于司法领域；他们在更广泛的社会事务管理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在西方学者看来，律师是一个具有独立身份的阶层，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如今的政治，极大程度上是在公众之中利用言辩和文字来操作的。增强文字的效果，恰好是适合律师来做的工作，而不是完全适合于文官的工作”（马克斯.韦伯语），鉴于律师在法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法学家江平呼吁中国的律师“走向政治”、“参与政治生活、谋求政治品质的改善是新世纪赋予中国律师的历史使命”。

中国律师制度从1906年建立，历经百年沧桑，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但是我们不得不悲观地说，中国的律师业的发展远远没有达到发达的程度，与西方相比也是相差甚远；律师参与政治的人数还很少，社会影响力还不大，律师从政困难重重。一个社会法律职业的发达还取决于政治文明的发达程度。因此，在建设法治国家的同时，鼓励律师参政议政，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 律师的基本特征和社会职能
律师以维护人权,维护司法公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使命。古罗马人有言:：“法律乃公正与善良之艺术。”罗马法把正义看成是立法的基础,，“法学是关于物和人的事物的知识,是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科学。.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规定,律师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向一切需要他们的人提供法律服务,与政府和其他机构合作进一步推进正义和公共利益的目标.。”日本《律师法》在第1条就规定:：“律师以维护基本人权,实现社会正义为使命。律师必须根据上述使命,诚实地履行职责,为维护社会秩序以及改善法律制度而努力。”由此可见,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律师的天然使命。
在一个法治国家里，律师是不可或缺的社会阶层。由于个体力量的相对弱小，尽管权
力的运行受到种种制约和限制，但是由于权力容易扩张的本性，个人仍会成为权力侵害的对象，而律师可以凭借自己的法律知识，帮助个人捍卫权力。江平教授曾援引罗马法中的保民官来阐发过这个问题。古罗马在共和国时期设有执政官、裁判官和保民官。保民官不像行政官那样做出各种决议，不主动采取行动，其掌握的权力主要是为了“反对”，其责任是维护公民的利益。保民官的存在既约束了政府的权力，也限制了法官权力的滥用。罗马法中这种保民官的职责，在现代社会基本上由律师来承担的。律师的职责和工作，一方面是制衡权力，包括行政机关的权力和司法机关的权力，防止权力被滥用；另一方面是通过承办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和其他业务来维护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任何一个社会都有权力制衡的问题。权力制衡在民主社会中不可或缺，是一个国家民主制度、法治建设是否完善的标志、尺度和试金石。律师制度的建立不仅仅是提供一个职业，增加一个就业的机会，而是在社会中起到制衡的作用。做为一种民间的、社会的力量，律师是民主制度的一部分。世界各国都把律师包括律师制度、律师职业看做是社会民主制度的捍卫者。每一个职业都有它的使命和存在价值。制衡权力、维护民权就是律师这个职业的使命和价值所在。
根据律师的职业特征和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可以把律师概括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以维护人权,维护司法公正,实现社会正义为使命,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独立法律职业阶层”。
二、 中国律师参政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2003年8月，司法部司发[2003]14号文件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将给予律师发挥作用的新契机；依法治国，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司法改革，尊重和保障人权，将赋予律师更重要的社会责任；……”
2004年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把"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写入《宪法》。
有鉴于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律师，自然享有《宪法》赋予公民的一切权益，包括政治权利。而律师这个团体作为人民的组成部分，自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为依法治国，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司法改革，尊重和保障人权，承担自己的义务。
三、 律师——天生的政治家
亚里斯多德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为了谋求更多的生活和共同利益，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不得不关心政治。法治社会中的律师兼具法律人、商业人、社会人的属性，属于天生的政治家；法治国家的律师与政治家，都是运用法律服务公众；不同的只是政治家自上而下地执行法律，进而主持立法和修法；而律师的执业活动则是自下而上地使抽象的法律与具体的案件相结合。法治国家的律师与政治家，都需要以语言（包括雄辩的口才、优美精练的笔才以及得体的肢体语言）为基本功，而律师的工作天然就是一种有效的“政客基本功”训练。法治国家的律师与政治家，都是讲逻辑、讲根据、讲章法的职业，只能以法律依据和逻辑服人。至少从对法律的表面态度而言，律师和政治家有相通的习性。此外，律师钻研法律推敲法律运用法律，当然最知道现行法律的缺陷或弊端;深谙法之弊端的人，当然最容易产生改良法律的愿望。要改良法律，就要从政。而且，律师容易获得社会声誉，便于在公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
从美国政治发展的历程来看，美国的政治实质上是律师接管的政治（美国历史学家H S. 康马杰语），美国建国初期，律师主宰了所有较大的政治进程，签署《独立宣言》的议员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律师。在1787年联邦制宪会议的55名成员中，有2/3的人是律师。在第一届国会上，29名参议员中的10人以及56名众议员中的17人是律师。虽然国会议员的人数在以后有较大增加（参议员人数增加至435人，众议员增加至100人），但律师的人数在议会大厅中占据引人注目的位置的情况一直没有改变过。据有关统计，在1988年，政府中的律师总人数为76843人。其中在行政部门工作的有57724人，占全国律师总人数的8%，在司法部门工作的为19071人，占全国律师总人数的2.6%。在政府中的律师人数占全国律师总人数723189人的10.6%”。可见律师直接从政是律师参与政治的重要方式。
让我们再来看看律师在政界领袖中的情况。从华盛顿到克林顿共41位美国总统中有70%的人有法律专业背景，其中律师出身的25人，另有4人虽未涉足律师职业但都有接受过法学教育或从事过其他法律职业如法官、行政司法长官等的经历。历任副总统和国务卿、议会首脑中的大部分也都曾为各地律师公会（又称法律人协会）所接纳。
而在中国，执业律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在层次和人数上的历史性突破是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虽然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有执业律师5名，但他们均是从司法界、民主党派等阶层推选出的代表。而十届人大第一次有了4位直接从律师阶层推选出的全国人大代表，加上上届连任的5名代表，目前共有8名律师跻身全国人大代表行列。
1、中国律师参政的必然性
律师走向政治、参与政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社会现象，也是律师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表现。法律是政治的产物，统治阶级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法律。为了巩固统治阶级需要的社会关系，建立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法律秩序，必须要有发达的律师制度。同时，通过律师的功能来达到消解社会矛盾，使社会矛盾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得以解决，以避免社会动荡以致引起社会革命。因此，律师与政治有着天然的联系。
现代的民主政治是复杂的，每个人都不可能直接参与政治来表达和实现自己的诉愿，它们必须借助自己的代言人来达到这一目的。律师作为精通法律的专业人士，是法律的具体运用者，其对政治的参与能够更好地驾驭法律，以满足民众的民主诉求。
2、中国律师具备人数上的优势
中国律师业已逐渐发展成一个重要的社会服务行业.到2004年6月底,全国有执业律师110150人,律师助理30783人,律师事务所11691家,约有2/3的律师集中在大中城市。这是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随着中国法治化进程的加快，律师在中国的政治,法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中国律师从政的尴尬与困境
十九世纪，德国法学家耶林喊出了“为权力而斗争”的口号，响彻一百多年，在今天的中国重提这个口号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在当代中国，律师名义上是伸张正义、维护法律的尊严，但现实的遭遇却颇为尴尬甚至悲惨，中国律师从政任重而道远。
（一） 历史和文化传统上的困境
“在法的问题上并无真理而言，每个国家依照各自的传统自定制度与规范是适当的。但传统并非老一套的同义语，很多改进可以在别人已有的经验中汲取源泉。”这说明在法的存在方式上本身就有着多元性，但当我们纵观中国法制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作为一个有着悠久的封建主义传统的国度，在历朝历代的法律生活中，人治主义的统治观念一直贯彻始终，古人留给我们的法律遗产除了大量的专制传统外，自由、民主、人权的基因少之又少。而在“文化层面，中国文化表现出了以义的追求压抑利的欲念、以群的观念压抑个体意识、以国家权力压抑个人权利的强韧趋势，……” 在今天看来，中国封建时代形成的诸多法律思想大多与现代政治文明中所要求的民主政治、法治、人权相去甚远。而这些历史的、文化的传统至今还影响着中国人，有时甚至根深蒂固，仍在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建设中与法治建设发生冲突。
同时，在古代中国律师职业的社会地位不高，律师被贬为“讼棍”；近代以来，律师职业在中国现代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形成时期基本没有发挥作用，并由此导致人们对律师职业的陌生。北京市民不太了解律师行业占10．3％，另有56％表示不太了解，了解群体相对于不了解群体更为年轻，文化程度越高，对律师行业的了解程度越高。 可见，即使是在中国逐步迈入现代法治的今天，许多中国老百姓仍然不了解律师这一职业的特殊意义，律师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仅仅是“提供法律服务的个体户”，根本不可以和法官、检察官相提并论。律师职业得不到人们的认同。
（二）政治体制上的困境
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政治权力缺乏必要的制衡，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法外权力。法外权力的存在、强大造成一种直接的结果是：立法、行政、司法缺少独立的人格，缺少各自独立的人格当然也就形成不了他们相互间的制衡。律师通过法律以权利制约权力是建立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方以权力制衡权力的机制基础上的，只有在现代政治文明建设中形成了以权力制衡权力，律师通过法律制约权力才有了可活动的空间，才能在使权力受到有效制约上游刃有余。” 否则律师就会失去自身的独立性，成为权力的附庸，永远不可能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这就是目前制约中国律师价值实现的最大的体现在政治体制上的障碍。
而且，现行政治体制的结构中没有对律师参与分配政治权力的制度设计，使律师至今游离于政治之外，而丧失了应有的政治符号的价值。律师在许多人眼中不过是一种权力的附属物而已，更有一些领导人把律师作为“麻烦的制造者”、“社会的不安分者”而予以压制。中国古代没有产生律师这一行业而只能出现讼师与师爷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在于此，同时也与中国当代律师起步较晚、历史较短有关，即律师价值现有的发挥还没有足以影响到政治对律师的需求。但不管怎样，在现代政治文明建设中，缺少律师的参与，缺少权力对律师的分配，只能说明这种政治文明是一种有缺陷的不完整的文明。在律师业比较发达的英美法系国家，法律会赋予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一定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律师根据法律的授权，在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方面具有与司法机关相同的职能和职责。这种法律上赋予的平等身份，不仅保障了律师能够在维护市民权利时发挥最大的作用，同时也提高了律师主动去维护社会正义的积极性和使命感，彰显了律师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从而增强了律师的社会认同感。
（三）法律制度上的困境
我国律师法把律师定位为，“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从律师的基本属性上看，在这一概念中就缺失了律师所固有的政治属性这一最为重要的本质属性，这与现代政治文明发育较充分的国家对律师的理解相差甚远。
立法上也仅写明了公、检、法三机关的分工配合制度，偏偏把律师排出在外。司法实践中，律师意见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律师的人格没得到充分的尊重，甚至出现律师在执业中被赶出法庭或遭非法拘禁的情况。律师缺乏以平等的地位与其他法律职业者沟通的条件，律师仍被排斥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之外。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刑法》第306条律师伪证罪的设定大大抑制了律师参与刑事辩护案件的积极性。
二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中所规定的公民代理制度存在着严重的不合理性。这种设计实质上是在否定着一种社会分工，造成全民皆“律师”的混乱局面，客观上造成了律师的生存危机。这与现代政治文明较为发达的国家诸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实施诉讼由律师垄断的成功经验背道而驰。其结果是，导致人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地维护，造成法律服务市场的严重混乱，黑律师们大行其道，招摇过市，严重影响了正常的法律秩序，给现代政治文明建设带来了极不稳定的因素，对律师价值在现代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发挥形成了严重障碍。 　（四）律师业发展的困境
新中国律师业起步较晚，管理体制混乱，还不成熟。我国目前的律师管理体制沿袭了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管理律师的模式。这一管理体制在律师恢复、重建之初，对律师制度的恢复、重建起到了重大的历史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管理体制已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方面已经成为律师业发展的障碍，目前律师业的各种混乱局面与现行的律师业的管理体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在律师业发展的过程中，为追求数量而不顾质量地扩充律师队伍，盲目地与现代政治文明发达的国家相攀比，动辙以律师在整个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去追求律师在数量上的攀升，忽视了中国仍是一个农业人口占整个人口80%以上，工业化水平还相对发展不充分，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形成，法治进程才刚刚起步这样一个基本国情；忽视了律师发展必须与民主政治、法治进程相适应、相协调逐步发展这一律师自身的发展规律；忽视了美英等现代政治文明较发达国家采用的判例法对律师数量的需求与我国成文法对律师数量需求的内在关系和差别。据统计，在我国如今10万余人的律师队伍中，大部分都是工人、农民、公司职员、教师、机关干部以及其他行业的人员等半途出家的，高等法律学校专业毕业生只占很少部分，其中具有法学本科学历的仅占总数的20%许。这些人当中，大都未经过专门的法律职业训练，素质不高，与西方国家的律师相差甚远。
五、中国律师从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