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权的价值取向--社会公平与个体正义


摘要：当下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中，居住权遭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居住权的社会公平价值取向是居住权作为人权的一般的意义上所应具有的价值取向，是社会整体的“善”和“美”。 个体正义的意义在于满足社会个体的正义需求，使之作为“人”的尊严得以保证。基于居住权是人的基本人权之一，因此社会应该为社会个体提供居住权的保障机会，并且保证这种机会是大致平等的。由于居住权极具理论性和现实性，因此，本文试图就法的价值的层面来分析居住权的价值取向问题，并从社会公平与个体正义的角度来具体阐释当下我国公民居住权的境遇，最后，就居住权的保障问题提出一些可行性的立法和司法建议！
关键词：居住权 社会公平 个体正义



2007年5月19日，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在参加“城市发展国际论坛”时表示，要更加注重健全市场体系，完善住房价格形成机制，保持合理的住房价格水平，新旧兼顾逐步实现“人人享有住房的”的目标。住房是一种基本权利，住房发展要从过去追求经济增长和平均住房面积增加，转向注重社会公平和解决民生问题，让更多的中低收入家庭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1] 然而，汪部长这一掷地有声的讲话非但没有受到掌声，反而招致诟病！由此，掀起了学界对“居住权”问题的再认识。
一、界定：居住权的概念
居住权，顾名思义，就是公民享有的居住权利。然而，居住权在法律上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居住权的法律涵义是什么？对此，在探讨居住权的价值取向之前需要厘清。
（一）、历史由来
居住权最早诞生于罗马法之中，作为与地役权相对应的一种人役权而出现，指非所有人对他人所有的房屋进行居住的权利。罗马法中的役权包括地役权和人役权两种，而人役权隶属于役权这个上位概念。最初，居住权是为了保障没有继承权的家庭成员，尤其是对继承权被剥夺的寡妇或者未婚女儿以遗赠用益物权的方式使之取得一种供养。[2]
因此，居住权在民法上最初是作为用益物权的一种而设立，是基于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而设立的人役权。
（二）、概念界定
本文所说的居住权较之罗马法意义上的“居住权”而言，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居住权。其不仅涵盖了罗马法意义上的居住权涵义，而且，将其役权的属性扩大到所有权的范畴。因此，本文所讲的“居住权”是指基于人之为人的权利而享有的满足最低层次生活需要的居住和收益的权利，是公民的基本人权之一。
（三）、当前境遇
当下，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渡期。在这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公民的居住权的遭到了来自于商品房市场的高端扩张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所带来的双重挑战。商品房的价格持续飙升，已经严重超出了中低收入家庭和公民的承受能力，形成了“全面购房”的狂潮！究其根源，焦点就在于政府宏观调控的失当以及房地产商的恶意炒作。居住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之一，但公民当前的居住权在“强力”的夹缝中显得柔弱不堪！因此，当汪部长提出“人人享有住房”、“住房是一种基本权利”的时候，招致了舆论界和广大公民的“无言以对”之回应就不足为奇了！
二、争议：居住权的价值取向
从法的价值的层面来讲，居住权具有社会公平价值和个体正义价值的双重取向。居住权的社会公平价值取向和个体正义价值取向统一于居住权作为“人权”的价值之中，然而，二者也并非总是“和谐”的。社会公平与个体正义，两者本身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有差异的。社会公平以追求社会整体的“善”作为价值取向，同时，也追求“整体主义”的“美”；个体正义追求的是社会个体作为“人”所应该具有的“最大化的”的正当利益，是个人本位意义上的正义，是正义之于社会个体的体现。基于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经常性冲突，这两种价值取向在具体的情境之下就会发生碰撞！
（一）、居住权的社会公平价值取向
前述所言，居住权的社会公平价值取向是居住权作为人权的一般意义上所应具有的价值取向，是社会整体的“善”和“美”。
1、社会公平界说
社会公平是人类共同关注的重要价值准则和价值目标。社会公平可以理解为社会公正的同义语，也可以理解为社会正义的同义语。鉴于本文在此讨论个体正义的需要，故而，使用“社会公平”的概念，而不使用“社会正义”。
社会公平侧重于处于相对关系人之外的裁判主体或裁判规则的合理性与公允性。
社会公平是法所追求的“公平”价值的一个层面，公平作为法的价值之一，具有“整体主义”[1]的价值立场。与公平价值相对应的是“平等”的价值取向，“平等”一般是指个体之间的关系状态。公平是与平等是有联系的，在许多的场合，二者可以相互代替，但公平与平等也是有差异的一对概念。“一般说来，平等特别注重的是特定当时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公平更注重的是不特定当时人的共同评价。公平中的‘公’也就突出了评价主体的不特定性和更大的广泛性。”[2]
社会公平是任何一个社会所追求的价值取向，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其“公平”的内涵各有不同。在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社会关系非常的简单，因此，社会公平的意义在于满足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这里的“公平”的含义是指社会对老幼的保护，以满足繁衍后代和进行社会经验传授的需要，表现在在食物的分配上对老幼的优先照顾和满足。封建社会中所追求的“社会公平”是指作为封建主的剥削阶级在权利和利益的分配上进行的整体配置，目的是满足封建主阶级的统治需求。这里的“公平”的含义是指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之间的具有血缘性质的继承，因此，其表现在宗族继嗣的血统继承。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其所追求的“社会公平”是指机会均等、优胜劣汰，亦即“分配正义”意义上的社会公平！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以后，其“社会公平”是指对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生活的保障，表现为福利国家的兴起，亦即“矫正正义”意义上的社会公平。
从法哲学的层面来讲，社会公平的“伦理善”价值表现在社会所追求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样一种社会公平模式的构想固然美好，但问题在于（正如许多法学家所质疑的那样）如何使“幸福”得以普遍化？[1]
因此，就社会正义的价值取向这一问题，或许可以从John Rawls 提出并被考夫曼教授称之为“反面的功利论”的正义理论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反面功利论”的主要论点在于：（1）幸福无法普遍化，除非其意义系内容空洞。（2）正面的功利论的利益只对尽可能的多数人的幸福，而不在乎少数人的不幸。保护少数人在功利论上并无理论基础，当对多数人的幸福有必要时，就可以牺牲少数人的幸福。
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应该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然而，对此“模糊”的“幸福”如何最大化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有鉴于此，笔者赞同“反面功利论”。正如考夫曼教授所言：“公益正义必须以此种方式追求，尽可能消除或减轻现存之苦难，不制造可避免的苦难，减少不可避免的苦难，且尽可能不加诸社会个别成员身上。尚可得出下述（宽容的）无上命令：应如此行为，使你行为的后果是可忍受的，且尽可能避免或减少苦难。”[2]
因此，在当前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在促进社会整体的“幸福”和“善”的同时，更要关注减少由于社会的急剧变革和转型所带来的“不幸”！对于社会秩序而言，此点尤为重要！
2、居住权的社会公平价值取向
居住权作为基本人权之一，在价值取向上应采取“整体主义”的价值立场。在此，传统的功利主义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应予强调！公民的安居乐业是社会秩序得以实现的重要体现，如果法失去了对公民居住权的保护，那么，我们所力图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会复归传统的发展道路，亦即剥削的复归！
当前，我国公民的居住权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不仅表现在有居者由于行政性的“拆迁”而产生的强制性“购房”问题，而且表现在无居者面临日益上涨的房价而不得不“望洋兴叹”的悲惨境地！笔者不禁要问，谁剥夺了公民的居住权或者说谁制造了住房的“恐慌”？居住权所面临的境遇到底是什么？[3]
或许有些人把矛头指向了我国的市场化进程，然而果真是市场化出现问题了吗？当然不是，问题主要在于我国的供求结构上。相比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缺乏一个多元的、平衡的正常的供求结构。市场化解决了公民居住权的高端需求和中端需要，但却无力为社会公众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和公民提供有效的居住满足。因而，出现了这样一种“激情”：该买房的人要买房，不该买房的低收入人群也要挤这个“独木桥”。一方面，强大公权的介入，人为的制造了对居住权的被动呼应；另一方面，同样是借助强大公权，封闭了满足这种需求的多元道路。
有鉴于此，公民的居住权必须采取“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保障公民的居住权，实现“人人有其居”的“和谐”社会秩序。“整体主义”的路径在于：首先，通过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来实现社会公众普遍的“善”。其次，通过减少“可以克服的不幸”来保障人人享有居住的基本人权。
法的社会功能在于保障公民的安居生活，提供社会公共福利，因此，必须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公民的居住权得以实现。关于公民居住权的具体保障措施，容下文再述。
（二）、居住权的个体正义价值取向
1、个体正义界说
正义是理性社会永恒追求的真理。个体正义是正义的一种体现，是一种“矫正正义”。就居住权而言，个体正义的意义在于满足社会个体的正义需求，使之作为“人”的尊严得以保证。基于居住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因此社会应该为社会个体提供保障其居住权的机会，并且保证这种机会是大致平等的。社会正义并非是个体正义的简单相加，但缺乏个体正义的普遍实现，很难说社会正义已经得到了实现。
需要指出的是个体正义不是无差别的正义，将个体正义理解为所有社会个体之间的一律相同的利益分配、一律相同的发展机会以及一律相同的利益损害诉求机制，不仅是理想主义的泛滥，而且（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极易导致集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盛行或复辟！因此，是一种历史反动和学术无知的表现！“历史和现实一再昭示我们，公平只是一种相对的公平，它的实现往往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公平自身内在的蕴含着不公平，有差异的公平才是真正的公平，才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1] 罗尔斯宣称：“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认为社会正义原则不是先验的而是人们选择的”。人们在“无知之幕”之后选择的原则主要有两个，即第一原则（平等的自由原则）和第二原则（机会平等和差别保护）。[2]
故此，笔者主张个体正义是一种“有差别”的正义，是一种合乎“理性关怀”的正义。或许有些学者会反驳道：“理性关怀”的标准是什么？“有差别的正义”的标准又是如何来把握的？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试以下述阐述予以回应。
就社会个体而言，理性关怀下的有差别的正义的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以社会个体的能力和对社会的贡献来分配社会利益，同时，以社会保障制度来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人权。社会个体基于个人先天禀赋和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会形成不同的发展能力。为激励其社会贡献能力的再生，必须以差异的分配机制来进行利益的分配，同时，人之为人的天赋之权又需要公共利益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以保障其基本的生活和居住权。此为经典正义理论中的“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的体现和应用。
其次、以立法上的正义观为指导，为社会成员提供发展自我能力的机会以及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对此予以否认和拒绝，尤其是立法者。发展机会的平等表现在经济领域要求等价交换和自由竞争，政治领域的人人平等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以及社会职位向所有的人开放。在机会发展平等的基础上，基于个体能力的差异和参与社会公共活动的欲望，满足积极个体的发展诉求。
2、居住权的个体正义价值取向
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多样，也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社会个体之间还存在着种种的自然差别，表现在体力、智力的不同，行为能力的不同等等。然而，不能因为存在或此或彼的差异，就抛弃了社会个体正义的取向而一味强调社会“整体主义”和“集体主义”。
就居住权而言，社会应该为社会个体的居住要求提供可靠而稳定的保障（当然，这种保障只是一种建立在平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上的另一种选择）。美国综合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博登海默就正义的多面性曾经指出：“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现出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1]然而，不管正义呈现出何等的“面目”，其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仍在于保障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的基本权利，其中就包括居住权。
居住权作为正义的具体体现之一，表明了社会对其组成个体的尊重和关怀！也表明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和法制的人性化！
回顾当下居住权在我国的境遇，不难发现，我们的社会（确切地讲是政府政策在此问题上与正义价值的背离）已经基本上忽视了公民居住权的个体正义价值，同时，也暴露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弱点。“实际上，中国的‘扶贫’或‘社会保障’的政策背景大多为直觉主义（如具有桑德尔讲的共同体制有传统的‘自我观’和社会同情心）和功利主义（社会安定团结的大局），较少是社会契约论的（权利道义论）”。[2]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论证工作规定

　　（2013年6月14日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主任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本省地方性法规立法论证工作，增强立法的科学性、民主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广东省地方立法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立法论证，是指按照规定的程序，邀请专家、学者、实务工作者和人大代表，对立法中涉及的重大问题、专业性问题进行论述并证明的活动。

　　省人大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工作委员会组织立法论证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根据立法活动的阶段性特点，立法论证可以分为立项论证、起草论证和审议论证。

　　第四条　立法论证报告是法规立项以及起草和审议地方性法规的参考材料，可以作为参阅文件印发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和省人大常委会会议。

　　第二章　立法论证的方式和程序

　　第五条　立法论证一般采用论证会的形式。

　　第六条　根据立法工作的需要，省人大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工作委员会可以单独或者联合举行论证会。

　　第七条　论证会一般由下列人员参加：（一）论证会举办单位负责人；（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专业人士；（三）相关领域的实务工作者；（四）省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和人大代表；（五）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六）相关单位或者人员。

　　论证会由举办单位的负责人主持。

　　第八条　论证会参加人应当认真履行职责，客观、公正、科学地提出意见。

　　第九条　论证会举办单位应当在论证会召开十日前确定论证会议题和参加人员。

　　论证会举办单位应当在论证会召开七日前将论证会议题、时间、地点、参加论证会的具体要求及相关材料等，通过电子邮件或者书面材料等方式送交参加论证会的人员。

　　论证会举行的日期变更的，论证会举办单位应当及时通知有关人员。

　　第十条　论证会按照下列程序进行：（一）主持人宣布论证会开始，介绍论证会参加人、论证的议题和论证会议程，说明论证会的目的、论证的重点；（二）有关单位负责人对有关问题和情况予以说明；（三）论证会参加人员围绕论证会议题发表意见；（四）主持人归纳分歧点，组织论证会参加人围绕主要分歧点展开辩论；（五）主持人对论证会进行总结。

　　第十一条　对于综合性强、涉及面广的议题，可以分解成若干专题，论证会参加人员按专业划分就相关专题进行论证。

　　第十二条　论证会举办单位应当指定工作人员记录论证会的有关情况，并形成会议纪要。

　　第十三条　论证会举办单位可以根据论证会会议纪要制作论证报告。

　　论证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论证会的基本情况，包括论证会举办单位、召开时间、参加人员和议题等背景情况；（二）论证会参加人提出的主要观点、意见、建议等；（三）论证会举办单位的处理意见和建议。

　　第十四条　省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也可以根据立法的实际情况，委托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等进行立法论证。

　　委托论证的，由接受委托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制作论证报告。

　　第三章　立项论证

　　第十五条　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立项论证的组织工作。

　　第十六条　立法建议项目列入省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前，应当进行立项论证。

　　第十七条　确定立法规划项目的立项论证会应当在编制立法规划前组织召开，确定下一年度立法计划项目的立项论证会应当在每年的第四季度召开。

　　第十八条　对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以及各政党、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公民提出的立法建议项目，省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应当进行研究，提出是否需要进行立项论证的意见。

　　对省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机构提出的立法建议项目，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应当进行研究，提出是否需要进行立项论证的意见。

　　第十九条　立法建议项目需要进行立项论证的，项目建议人应当将该项目的立项建议说明及相关资料提交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立项建议说明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一）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合法性；（二）法规草稿文本或者法规拟规定的主要内容；（三）涉及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情况；（四）法规实施对经济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评估；（五）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第二十条　召开立项论证会时，项目建议人应当提供必要的资料，由有关负责人到会说明情况、回答问题。

　　第二十一条　立项论证时，应当围绕以下内容对建议项目进行充分论证：（一）为解决实际问题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必要性；（二）拟设定的主要制度、措施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三）拟设定的管理主体的职权职责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的合法性和可行性；（四）拟设定的行政许可、行政收费、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处罚等重要制度的合法性和可行性；（五）调整范围、主要内容是否符合地方立法权限；（六）其他需要论证的内容。

　　第四章　起草论证

　　第二十二条　省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起草地方性法规的，由其负责组织起草论证。

　　第二十三条　省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起草地方性法规时，有下列情形之一，未通过听证会等其他方式公开听取意见的，应当组织起草论证：（一）设定行政许可的；（二）设定行政收费的；（三）设定行政强制的；（四）其他涉及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的。

　　第二十四条　省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起草地方性法规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组织起草论证：（一）涉及本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需要进行论证的；（二）涉及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对未来发展趋势作科学论证的；（三）涉及技术问题、专业问题，需要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科学依据和最佳方案的；（四）其他复杂、牵涉面广的问题。

　　第二十五条　省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组织起草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凡涉及省人民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管理职责的，起草论证时应当通知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参加。

　　省人民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意见不一致的，省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应当进行协调，并邀请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参加。

　　第二十六条　由省人民政府起草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在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前，省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可以提前介入起草论证工作。

　　第二十七条　起草部门或者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组织起草论证的，其论证报告可以作为参阅文件印发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和省人大常委会会议。省人民政府向省人大常委会报送地方性法规草案时，起草部门或者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应当同时报送论证报告。

　　第五章　审议论证

　　第二十八条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地方性法规草案的需要，省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可以对地方性法规草案及其修改稿组织论证。

　　第二十九条　省人大常委会对地方性法规草案第一次审议前，省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针对法规草案的必要性、可行性、合法性、存在的主要问题等组织论证。

　　第三十条　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修改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过程中，可以根据省人大常委会会议简报记录的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反馈的意见，以及修改地方性法规草案过程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组织论证。

　　第三十一条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就法规案的必要性、合法性、可行性和存在的主要问题等进行统一审议时，可以针对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中争议较大的问题、社会公众反映意见较为集中的问题，有针对性地组织论证。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省人大常委会进行法规清理时，需要组织论证的，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自通过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