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不应成为侵害伤者生命的“许可证”

安徽深蓝律师事务所 方向律师

[摘要]：交通肇事车辆驾驶人负有抢救伤者的法定义务，车辆驾驶人不积极履行救助义务延误抢救时机而致伤者死亡的，该不作为行为独立于其先行肇事行为，无论其是否对交通肇事行为负有责任，均成立不作为犯罪，应单独予以刑法评价。
[关键词]：交通肇事，法定作为义务，不作为犯罪

Abstract: A driver who put another person’s life at peril as a result of a traffic accident has the duty imposed by the law of rendering timely assistance to prevent the injured from dying. Breach of that duty by non-performance or undue performance resulting in the deprivation of the victim’s life commits a negative crime independent from his or her former act causing the traffic accident, subject to penalty of that crime, regardless of whether he or she was responsible for that traffic accident.
Key words: traffic accident, legal duty to act, negative crime.

车祸猛于虎，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不计其数。前些年，在司法实践中，几近50%的司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了逃避罪责而逃逸，使受害人得不到及时抢救而死亡，刑法因此增加了“因逃逸致人死亡”而加重其刑的规定。但是，要促使交通肇事车辆驾驶人及时有效地救助伤者，发挥刑法保护功能，仅仅处罚其“逃逸”行为远远不够，因为真正侵害法益的是其不救助行为，而非其逃逸行为。车辆驾驶人如果没有逃逸也不进行抢救致使伤者丧失抢救机会而死亡的，其应否对受害人的死亡承担刑事责任？车辆驾驶人先前没有违章行为，难道只能对其加以道德谴责而以强调刑法的谦抑性为由不能予以刑法非难？准确把握交通肇事后车辆驾驶人的救助义务、不作为行为的法律性质及其严重危害后果是正确解决问题的关键。
一、侵害的法益
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犯罪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害，①刑法首先关注的是其所保护的法益是否受到侵害。交通肇事致使受害人受伤但未造成其当场死亡的，单就受害人的人身权益而言，当时侵害的是伤者的健康，虽然危及伤者的生命，但在其死亡前，不能认定该行为侵害了受害人的生命。当伤者未得到有效抢救而死亡时，其生命实际被剥夺。可见，这一过程受到侵害的先后是受害人的健康、生命两种法益。
二、加害的行为
“无行为则无犯罪亦无刑罚”，危害行为是定罪科刑的客观基础。表面上看，交通肇事车辆驾驶人只实施了一行为，并无对受害者的其他加害行为。但是，刑法上的行为是指基于行为人的意思决定的身体的动静而引起外界的变化，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形式。“刑法上的作为，是指不当为而为，即行为人在意志支配下，违反禁止性规范而积极实施法律禁止不得为的行为。”“刑法上的不作为，是指当为而不为，即行为人在意志支配下，违反命令规范，消极地不为法律所要求或期待的行为。”②不作为必须以特定行为的法定义务为前提，义务的来源主要有法律规定、职务业务行为、先行行为等。先行行为产生的作为义务源于法律的禁止性规范。如果行为人因自己的行为给法律保护的法益造成了一定的危险，他就产生了采取积极措施防止危险结果发生的义务，即有责任保证这一危险不会转变为损害法益的现实。行为人交通肇事致受害者伤害而使其处于生命危险，因而有抢救伤者以防止其死亡的义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可见，肇事车辆驾驶人除实施了违反法律禁止规定而加害他人健康的积极作为行为外，还实施了违反法律的命令而未对伤者进行抢救的不作为行为。
三、死亡的原因力
因果关系是指加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从自然主义存在论的角度看，肇事行为是受害人死亡的起因，与其死亡存在因果关系；而行为人的不抢救的不作为行为与死亡没有因果，行为人的法定作为义务不能创设死亡的原因力。但是，必须将不作为转归到刑法的价值判断上来把握。不作为是不实施法律所期待的一定行为，这种期待的行为可以防止结果的发生，如果行为人实施了一定的行为，就不会产生危害结果。因此，从不防止结果的发生的角度上看，不抢救的不作为与受害人的死亡之间成立刑法上的因果关系。③从因果关系中断的相关理论来看，由于行为人的肇事行为即死亡的起因与受害人死亡之间存在着行为人的不抢救的不作为这一违法行为，肇事行为只是可能造成受害人的死亡，受害人如得到及时抢救可以死里逃生，则由于行为人的这种不作为的违法行为的介入，使肇事行为与死亡因果关系中断，而使不抢救的不作为与受害人的死亡成立法律上的因果关系。④
当然，如果肇事行为使受害人的死亡不可避免，由于肇事行为对受害人的死亡起决定性作用，按传统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只成立肇事行为与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行为人的不作为与受害人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从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角度看，不作为必须具有实施特定作为的能力和条件，即具有作为的可能性，而由于受害人的伤势致命，行为人客观上不能挽回受害人的生命，因而不作为与死亡没有因果关系。尽管不能就受害人的死亡追究行为人的不作为的刑事责任，但这并不是说行为人的行为不当罚。行为人有能力抢救而故意不救助，破坏了国家法的秩序，反映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行为本身的反伦理性，若按行为无价值理论进行评价，也应当予以刑罚处罚。该处罚体现了刑法对行为人的不作为的否定与谴责，促使人们积极履行法定义务，防止危害结果的加重，从而保护受害人的生命。
四、行为人的罪过形态
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行为人对其肇事所造成的损害主观上只能是过失，故意的不以该罪论处。行为人肇事后对其不抢救的不作为及其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则比较复杂。行为人既可能是疏忽大意的过失，如错误地认为受害人已经死亡或不可能救活而不施救或放弃救助；也可能性是过于自信的过失，如认为受害人伤势不重不救助也不会死亡；也可能是间接故意，如认识到不及时救助受害人可能死亡，却听之任之，放任受害人的死亡的发生；也可能是直接故意，如认识到不及时救助受害人必然会死亡，但由于死亡赔偿金往往少于对严重伤残的赔偿金，出于承担较少赔偿责任等动机，希望受害人死亡。由此可见，行为人对不救助致人死亡的罪过心态未必是其交通肇事的过失心态，不能用交通肇事的过失来认识行为人不作为的罪过形态。
从上述分析可知，交通肇事致人伤害后，车辆驾驶人不救助的不作为行为独立于其先行肇事行为，因此致人死亡的，应予以单独刑法评价。有论者认为，“行为人没有履行作为义务而导致的结果是行为人实施的犯罪构成要件范围中的结果，不能再将此犯罪结果纳入另一犯罪构成要件中进行评价，否则就违反了刑法禁止重复评价的原理，有背于刑法的公正价值。”⑤事实上，法律明确规定了车辆驾驶人在交通肇事后必须对伤者进行救助的义务，使先行行为所引起的救助义务无可争辩地成为法定作为义务，不作为因而成为刑法责难的对象。从行为方式上看，不抢救是违反了命令规范的消极不作为，其可责性在于不实施法律所期待的救助伤者的义务；交通肇事是违反了禁止规范的积极作为，其可责性在于违反了交通管理法规侵害了他人生命、健康、财产。从危害结果上来看，尽管受害人的死亡的起因是肇事行为，但行为人负有防止死亡结果发生的法定义务，因此，其延误抢救时机致人死亡的，死亡是该不作为的危害结果。从侵害的客体上看，不救助侵害的是特定人（交通事故的受伤者）的生命权；而交通肇事行为侵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或财产的公共安全。从罪过形态上看，车辆驾驶人不救助，既可能是过失，也可能是故意，未必是其肇事行为的过失心态。因此，不能用交通肇事罪对车辆驾驶人不救助伤者致死的行为概而论之。
具体而言，如果行为人肇事行为造成伤者的死亡不可避免、无救治可能的，则将死亡作为肇事作为的结果进行刑法评价，构成交通肇事的，行为人的不救助的不作为行为作为量刑情节考虑，不作为行为不单独成立犯罪。如果伤者有救活的可能，行为人有能力和条件救助而不进行适当救助的，将受害人的伤害作为肇事行为的结果进行评价；因为受害人的死亡是行为人的不作为的结果，因此应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形态进行评价，即故意的成立故意杀人罪；过失的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如果先前肇事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则数罪并罚。
根据肇事行为致伤程度（死亡是否不可避免），确定死亡的刑法上的原因力（是肇事行为还是不抢救的不作为行为），区分行为人的不作为的主观罪过形态，准确定罪科刑，才能罚当其罪。无视交通肇事后车辆驾驶人的救助作为义务，将死亡一概视为交通肇事的结果，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则完全取决于交通肇事责任认定，从而使对交通肇事不负或负有次要责任的行为人取得漠视伤者生命的许可证，不救助致人死亡也无需承担刑事责任。即使交通事故完全由行为人承担责任，也不过是过失责任，往往不能评价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这样显然不利于发挥刑法的保护功能，也根本做不到罪刑相当。这种制度性的缺陷对于交通事故的伤者往往是“致命”的！只有对车辆驾驶人肇事后的不作为的行为及其严重的危害结果予以单独评价，无论行为人先前行为是否违章，均以犯罪论处，才能有效地遏制不救助伤者的危害行为，督促法定作为义务人关爱同类，珍视生命，从而保护生命这一重大法益。
① 张明楷著：《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1页。
② 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291页。
③ 参见[日]日高义博著：《不作为犯罪的理论》，王树平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页。
④ 参见陈兴良著：《刑法哲学》修订二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
⑤ 李晓龙、李立众：《试论交通肇事的“因逃逸致人死亡”》，载《法学》1999年第8期，第36页。

谈纾解涉法上访问题的对策

李全福


党的十六大对司法体制的改革有明确要求，一年多过去了，司法体制改革有了进展，但改革的力度离群众的要求和司法面临的新情况还有一段距离，很多涉法信访解决难度大，就是由于很多问题用现行法律手段不能解决，许多类似问题都需要通过司法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予以纾解，否则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进而降低群众对司法机关的公信度。俗话说：“哀莫大于心死。”对于法律的不信任，在一定程度上会消解人们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动摇人们畏法度、守法规的自制力，久而久之就会埋下诸多不稳定因子。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制度的不健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交叉，私有制与公有制的混合，监督的虚设和缺陷；少数干部漠视群众利益，违法行政、司法不公、信访“掮客”的存在等等，致使涉法越级上访、集体上访的群体案事件增多，妨碍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笔者拟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下，就建立健全处理涉法上访工作长效机制纾解信访难题，谈几点对策。
一是健全信访领导机制。信访工作是联系党、政府和司法机关同群众的纽带，是倾听群众呼声的重要途径之一，是群众监督的一种方式，是体现我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窗口；要从“讲政治”的高度配置和完善现有的信访领导机构，充实相应的法律人才，提高其办事机构人员的法律素养，强化对涉法上访工作的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督办、下访、回访工作。
二是建立预防控制机制。善于从各类执法活动、受理控告申诉、刑事赔偿和信访举报中，发现容易引发群体性案事件、影响稳定等不安定因子，及时采取纾解措施。
三是建立快速反应处置机制。一旦发生涉法集体上访、告急信访及群体性突发案事件，信访领导机构人员要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采取相应的控制和应对措施，妥善进行处理，坚持耐心说服，积极疏导的理念，防止矛盾激化。
四是规范情况信息反馈机制。职能部门的信访工作要专人专责，对涉法上访和突发性群体案事件或可能影响一方稳定的要将有关信息资料上报上级信访部门和信访领导机构，便于从全局角度掌握信访动态。而信访领导机构应将辖区内的涉法上访案事件定期或不定期予以通报，便于各职能部门把握上访动向，研究部署以后工作。
五是完善协调合作机制。有些涉法上访的问题不是哪一个职能部门所能独立解决的，需要信访领导机构发挥其领导和组织作用，召集相关职能部门的人员本着群众利益无小事的理念，精诚协作，相互配合，从速从快办理，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六是建立公开听证和公开答询的工作机制。对于集体上访、重复上访等难以息诉的，要在信访领导机构的统一组织下，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政协、司法、新闻等各界人士参与，实行公开审查、阳光执法、集体答询，赋予上访人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使其感到我们工作的公开、公平，并借助社会各界和群众舆论的力量做好、做实化解矛盾纠纷工作。
七是建立问责机制。有些涉法上访问题本可以解决于基层、当地，但由于接访者缺少“菩萨心肠”，对群众利益麻木不仁，漠不关心或推诿扯皮，或不讲处理艺术和技巧，激化矛盾或办事效率不高，造成上访、群访的，要视其具体情节予以追究，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
八是强化惩处机制。带着深厚感情，怀着“菩萨心肠”用“有理推定”的理念真诚接待涉法上访人员，改进信访工作，决不等于毫无原则的让步。对于那些不依法反映问题，不听劝阻、无理取闹、制造事端、阻断交通、借信访泄私愤、图报复的行为要依照《信访条例》、《集会游行示威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刑法》等有关规定依法严厉惩处 ，决不能有“花钱买平安，息事宁人”的纵容思想。特别要注意严惩那些充当信访“掮客”的人，其虽是极少数，但危害却决不容忽视。他们利用当前新旧体制交换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各类热点难点问题，故意制造事端，颠倒是非，煽动群众上访，激化干群矛盾或为上访群众穿针引线，或直接充当信访代理，以借机敛财。
总之，各级信访部门必须带着浓厚的感情，彻底改变“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官僚衙门作风，本着求真务实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深入基层，吃透案情、找准症结、倾听意见，反复做好说服解释疏导工作，以法、以理服人，以情动人，负责到底，自然能够赢得群众的理解，从而降低涉法上访案事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