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非洲


中非外长政治磋商联合公报


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６日星期三于纽约

根据２００６年１１月通过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２００７至２００９年）》，中国和４８个非洲国家外长或代表于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６日在纽约举行首次政治磋商。

会议由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外交部长、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主席艾哈迈德·阿布·盖特阁下和共同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杨洁篪阁下共同主持。阿布·盖特部长致开幕辞，随后杨洁篪部长代表中方发言。喀麦隆、肯尼亚、利比亚、尼日尔、赞比亚５国外交部长分别代表非洲５个次地区发言。阿布·盖特部长在会议最后作总结发言。

在讨论中，部长们回顾并评估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言》和《北京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和迄已取得的进展，就推进２００６年北京峰会确立的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广泛交换了意见，并讨论了双方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就此，部长们：

一、高度评价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对于巩固中非传统友谊、深化相互信任、扩大务实合作、开创中非战略伙伴关系新时代，以及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推动构建和谐世界的历史性贡献。

二、积极评价落实《北京峰会宣言》和《北京行动计划》迄已取得的进展，重申将致力于进一步推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三、强调中非外长政治磋商的重要意义，及其作为一种新的有效后续机制，对于落实和加强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加强政治对话，以及增进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的重要性。

四、重申中非双方的深厚友谊，强调涵盖所有领域的中非合作论坛是独特的，以发展中国家“伙伴关系”为基础。鉴此，部长们强调根据非洲国家具体情况，本着创新的精神探讨包括三方合作在内的多种形式合作的重要性，以进一步加强南南合作，扩大合作范围，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

五、重申双方决心进一步加强合作、履行《北京行动计划》中的义务和承诺；强调决心继续努力把这些承诺化为实际行动和具体项目，满足非洲国家及地区的相关需要，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农业、卫生、教育、信息技术、旅游领域，以及《北京行动计划》中列出的所有其他领域。

六、赞赏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承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增加对非发展援助，到２００９年使援助规模比２００６年增加１倍，继续免除非洲国家债务并迅速落实免债承诺。

七、重视中非贸易发展潜力，赞赏中方扩大非洲国家输华商品零关税待遇受惠商品范围，强调需进一步扩大中非贸易，促进非洲对华出口。

八、同意双方应进一步鼓励中国公有和私营部门在非洲投资，包括投资基础设施和农业领域，并继续采取积极措施为鼓励此类投资营造更加有益的环境。在这一点上，非方欢迎中方启动中非发展基金。

九、同意加强在非洲地区和次区域组织层面的中非对话，并使中非合作论坛的计划与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优先领域相协调，以支持非洲联盟、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和所有其他非洲次区域组织通过团结、和平、稳定、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发展的方式，在加强非洲能力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并取得成绩。

十、同意通过支持非洲维和与建设和平的能力及其为此所作的努力，促进非洲的和平建设，使之有助于非洲的稳定、可持续发展和非洲人民福祉。非方赞赏中方为维护非洲和平与稳定发挥的重要作用，欢迎中方任命非洲事务特别代表。

十一、承诺共同致力于尽早结束多哈回合谈判并达成平衡的、有分量的、可以对世界经济发展起到切实推动作用的一揽子方案。

十二、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营造一个有利于非洲国家减贫和发展的国际环境，从而使非洲国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十三、重申将继续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举行定期磋商与对话，进一步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密切协调，以促进双方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

十四、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反对台湾以任何名义加入联合国的图谋。

最后，阿布·盖特部长向部长们介绍了将于２００９年在埃及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的筹备情况。部长们赞赏埃及为此所作的努力。


浅谈公司强制解散

张华


　　新公司法规定了强制解散制度，此举意味着公司僵局出现后，利益受损股东退出机制和司法解散制度在我国的建立，解决了新《公司法》颁布前法院处理诉请解散公司案件无法可依的窘境。但是新法规定的司法解散制度过于笼统，缺少系统理论依据，目前未出台具体司法解释之前争议颇多。

　　一、公司僵局及其危害

　　公司僵局一般较多出现在股东较少的有限责任公司当中。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公司人合性较弱，即使股东之间出现分歧也可通过投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有限责任公司缺乏公开，具有较强的人合性和封闭性特征，在股东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极易造成公司僵局。

　　公司僵局无论对公司还是股东的利益都构成严重的损害，因经营决策无法做出，管理瘫痪，公司的财产在持续的损耗和流失，而且对市场交易安全和效率构成冲击。

　　二、公司僵局形成后引起的司法解散之诉

　　当公司陷入僵局时，符合条件的股东可以向法院提起解散公司之诉，这便是新《公司法》确立的“司法解散”制度。但是该规定的司法解散判断标准不是很明确，造成司法实践中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稍有并不慎就会引起案件审理上的不公。如案例一；2006年4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上海博星有限公司请求解散上海博华有限公司案中，博星公司诉称：其持有上海博华有限公司48.75%的股份。博华公司自成立以来，长期被大股东上海三毛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三毛集团利用其控制地位，拒绝召开股东会和董事会，致使其对博华公司经营状况一无所知。目前，博华公司处于僵局状态，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维持将使博星公司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失，故请求判令解散博华公司。法院审理认为由于公司尚存在打破僵局、改善管理的客观条件，对原告博星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1]

　　案例二：2007年3月，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受理的原告高某要求解散并清算北京新理念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案件。法院经审理查明，2006年4月21日，高某、肖某共同出资设立北京新理念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后，公司一直略有盈余。后来，两人因经营理念不合，在经营管理中产生矛盾，肖某遂控制了公司公章、合同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名章以及公司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重要业务凭证。同年10月3日，高某、肖某两人因公司经营问题发生暴力冲突，后经警方介入方才平息。为此，高某住院治疗数日。事后，高某以股东关系破裂、公司经营陷入僵局为由，将公司和肖某告到法院，请求解散公司并限期清算。庭审中，被告公司和肖某都辩称高某所述与实际不符。目前，公司经营正常，略有盈余，不存在陷入公司僵局的情况，因此不同意解散公司。宣武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高某要求解散并清算北京新理念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本案审判长秘会东对判决理由予以了解答。秘会东认为，司法解散理应慎重本案中，被告公司运营正常，经营管理未发生严重困难，也无违法经营和严重亏损情况；两股东虽因经营管理上的分歧发生过互殴事件，但此类矛盾不能证明被告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或公司已经陷入僵局。只要高某和肖某积极沟通、真诚相待、共谋发展，矛盾完全可以消除；即使矛盾不能解除，股东也应首先考虑采用公司法规定的其他途径，如改变股东持股比例或转让股权等方式解决纠纷，以便最大限度地维护交易安全和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2]

　　上述案件可知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公司法》183条规定的“严重困难”、“重大损失”、“通过其他手段”等公司形成僵局的标准，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当前类似司法解散案件正在逐渐增多，复杂的案情也不断给法官们提出了新的难题。

　　三、公司形成僵局的判断原则

　　《公司法》第183条以概括式的方式对司法解散之诉的条件作了规定，使得司法解散的判断标准尤为重要。根据《公司法》183条的规定，司法解散的判断标准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对“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理解和认定

　　审查是否“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过程中，有一个综合判断的问题，主要包含了经营困难和管理困难两种情况：一是公司经营确已处于持续恶化状态，公司经营亏损，包括发不出工资、无法纳税、资不抵债等。持续恶化状态，是指一段期间以来难以遏制的且将继续下去的公司业绩严重滑坡、亏损和停业。二是股东之间造成利益对立严重、矛盾无法调和，公司管理确已处于僵局状态。根据上述判断标准，本案所涉博华公司自成立以来处于连年亏损状态并已停止主营业务，且公司股东会无法正常召集，即使召集也不能达成有效决议。

　　其次，对“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理解和认定

　　对于“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一般是指在公司经营管理已发生严重困难的状态下，已不能正常开展经营活动，公司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不能得到有效维持并不断减损失。股东非但不能通过公司经营获得红利，而且将直接面临投资失败的趋势。本案中，如果博华公司无法摆脱现有经营管理上的严重困境，那么公司股东利益将遭受重大损失的趋势应当是可以预见的。

　　最后，“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的理解和认定

　　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规定，表明我国公司立法对于股东请求解散公司持一种审慎态度，体现了公司维持原则，即使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且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但通过其他途径能够解决的，仍不应判决解散。对于该项但书的审查应当是事实审查，而并非程序审查。因此，对“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要加以全面考量。法院要在最广泛的层面上，全方位地找寻扭转公司经营和管理困境的其他途经，包括通过市场自发调节、公司自力救济、行政部门管理、行业协会协调，以及仲裁机构仲裁等等途径对于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当然也包括除解散公司之诉之外的与公司治理密切相关的其他诉讼。

　　上述前置条件的规定，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保护小股东权利的衡量上功不可没。股东提起解散公司之诉的前置条件与股东派生诉讼中的竭尽公司内部救济原则基本相同。所谓竭尽公司内部救济原则，指原告股东在提起诉讼之前，必须首先请求董事会采取必要措施，只有当公司明确拒绝股东请求或者对股东请求置之不理时，股东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也就是说，只有采取上述措施而无效果时，才可以提起解散公司之诉，避免公司疲于应付大量诉讼，给公司正常经营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对于保障公司的正常运营，维护公司的合法权利是必不可少的。

　　四、司法解散之诉的正当性、合理性的审查

　　公司的僵局一但形成是不是必然导致公司的解散呢？对股东解散公司的请求是否要审查其正当性和合理性呢？公司司法解散的立法价值在于，当公司内部发生股东之间的纠纷，采用其他的处理手段不能解决矛盾，赋予少数股东请求司法机关介入以终止投资合同、解散企业。这为股东纠纷不可调和的情况下提供了彻底解决纠纷的途径，为公司的小股东提供了维权的工具。正因为如此对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审查尤为重要。因为，以解散公司的方法来解决公司僵局，有时这种司法救济在很大程度上会失之公正。一是易纵容股东权利的滥用。若股东针对公司僵局具有不加限制的提起解散公司的权利，极有可能给故意拆台的股东以可乘之机，而不利于公司和诚实投资者的利益。如果对那些不负责任的股东要求解散公司的请求，不加以仔细甄别和有效遏制，其后果是对公司的存废造成极度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二是这种由法院来判决强制解散的办法，往往会不合理地施惠于某一派股东而牺牲另一派股东的利益。假如控制股东或对造成公司僵局存在过错的股东，不愿意与其他股东分享投资利益而准备另立山头，一般情况下，该股东不能径直从公司抽回资本而开办一个与公司竞争的新企业，因为这样就构成股东对公司机会的侵占，但如果法院同意其以公司僵局为由而解散公司的申请，则正中其下怀。

参考文献：

1、周友苏著，《新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2、郑泰安，杜渝著，《公司僵局中的股东权益救济》，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3期。

3、范健主编《商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