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起信用卡交易纠纷案看特约商户的审查义务

高 原


案情简要介绍：原告霍某于1993年12月3日向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申领了长城信用卡1张，卡号为8750190110733XXX，在申请表签名时明确声明在“用卡签单时均须使用此签名”。2002年2月24日晚19许，原告霍某装有身份证与信用卡的钱包被盗，其于当日20时16分通过电话方式向发卡银行申请挂失，并于同月26日向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刑警大队报案，该案至判决时仍未侦破。当日19时49分至20时13分之间，该卡被他人在被告广东某电讯服务有限公司的营业厅通过POS机分6次刷卡购买手机7部，共消费29030元，广东省银行卡网络服务中心已将此款项划入被告公司帐户。在发生该笔交易时，被告某公司收银员为慎重起见要求该冒用人出示身份证进行核对并复印一份留存备查，并根据规定要求使用人在消费单据上签名，也对其签名与信用卡背面的签名进行了核对。在法庭调查中，该身份证复印件与原告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一致，但信用卡冒用人在被告处消费时单据上的签名笔迹与原告在申领信用卡时的签名笔迹样本以及原告作为证据提供的在其他特约商户消费时的签名笔迹三者都明显不相似。2003年1月9日，原告霍某将被告某电讯服务公司起诉至广州市东山区人民法院，认为由于被告“在使用人的签名与信用卡背面的签名明显不一致的情况下，接受持卡人进行刷卡消费，导致原告的财产损失”。因此，要求被告赔偿原告霍某的全部损失。东山区人民法院在审理后认为：“被告的工作人员没有认真审核冒用信用卡人的签名与该信用卡背面上的签名是否一致，便与该冒用信用卡人发生商品交易行为，特别是冒用信用卡人对同一笔消费要求分6次刷卡，被告的工作人员对此未产生警觉，仍违反规定进行了6次分单处理，并通过POS机划卡结算。没有及时、主动与发卡银行联系，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和广东省银行卡网络服务中心发布的有关规定，因此，对于原告的损失，被告存在过错，应负相应的赔偿责任。”最后，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等规定，判决被告某电讯服务公司赔偿原告17418元，即承担了60%的赔偿责任。该案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均未上诉，现已发生法律效力且被告已主动履行了判决书中确定的义务。
尽管本案已经生效并已履行完毕，但笔者认为这其中的很多理论问题仍需澄清，否则有可能会给以后的司法实践带来误导。同时也对该判决结果是否公平及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等问题发表自己的主要看法，并对本案展开讨论，以求见教于大方。
首先，从信用卡交易这一法律关系的性质上来说，一般认为持卡人持信用卡在特约商户直接购物或消费时只构成一般的商品买卖或服务的法律关系。该关系是信用卡交易关系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却又相对独立于信用卡支付关系。笔者认为，持卡人在利用信用卡支付价款时只与普通的买卖关系在付款方式或结算方式上不同而已，并不产生其他新的法律关系。同时笔者也认为在信用卡付款不存在透支的情况下，持卡人与发卡行之间或发卡组织之间主要形成的是一种服务的法律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是代理关系，笔者认为并不准确）。因此，从法理上来说，只要特约商户在进行POS机刷卡交易时的行为符合其与发卡行或银行卡组织之间所签订的合同中约定的有关审查义务时，不论实际持卡人是否为合法的持卡人，他都必须接受消费者用信用卡支付的这种付款方式。对于核对实际消费时的持卡人是否为合法持人，特约商户也只能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及与发卡组织的具体约定进行审查，而不得强加给特约商户过重的义务，从而让特约商户承担更大的、不合理的责任。对于此类案件的处理，我们也不能简单的以一般侵权责任中有关过错的理论及归责原则来进行处理，或者随意增加某一方当事人的义务或责任。
其次，我们来讨论特约商户在接受POS机交易时应负有哪些义务。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1月26日发布的《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第43条规定：特约单位经办人员受理信用卡时，应审查下列内容：（1）确为本单位可受理的信用卡；（2）信用卡在有效期内，未列入“止付名单”；（3）签名条上没有“样卡”或“专用卡”字样；（4）信用卡无打洞、剪角、毁坏或涂改的痕迹；（5）持卡人身份证或卡片上的照片与持卡人相符；（6）卡片正面的拼音姓名与卡片背面的签名和身份证上的姓名一致。该办法第44条也规定：特约单位受理信用卡审查无误的，应在签购单上压卡，填写实际结算金额、用途、持卡人身份证号码、特约单位名称和编号。如超过支付限额的，应向发卡银行索权并填写授权号码，交持卡人签名确认，同时核对其签名与卡片背面签名是否一致，无误后，将信用卡、身份证和第一联签购单交还给持卡人。从该规定来看，除“如超过支付限额的，应向发卡银行索权并填写授权号码，交持卡人签名确认，同时核对其签名与卡片背面签名是否一致，无误后，将信用卡、身份证和第一联签购单交还给持卡人。除此之外，特约商户主要审查“卡片正面的拼音姓名与卡片背面签名和身份证上的姓名一致”即可，并无须核实其“签名笔迹是否一致”的义务。而且，该规定也已被中国人民银行于1999年1月5日所发布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废止。但值得注意的是，《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中删除了原在《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中规定的特约商户应负担的有关义务的规定。因此，特约商户在接受刷卡这种支付或结算的方式时应负有什么具体义务，主要来自银行卡组织与特约商户之间进行的约定。笔者同时也注意到，银行卡组织与特约商户之间的协议大都类似于原《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中对特约商户有关义务的规定。因此，笔者就对特约商户是否应负有审查“签名笔迹是否一致”这一义务的合理性等问题展开讨论。
从审查核实签名笔迹是否一致这一义务的来源上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从实体上来看，要求特约商户对持卡人在签单时的签名笔迹与信用卡背面上的签名笔迹是否一致的义务又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就是中国人民银行等国家主管部门的具体规定，其二便是银行卡组织与特约商户之间的特别约定。如前所述，由于现在中国人民银行已没有再对特约商户在接受刷卡交易时的审查义务作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因此，主要便是第二种情形了。但笔者认为这一约定对特约商户来说并非完全合理，而且他们之间的这些约定并不一定都会当然有效或全部有效（限于本文篇幅，在此不作深入讨论）。由于信用卡背面的签名大多数也就只有两到三个汉字，对于一个练习过硬笔书法的盗卡人，特别是一些犯罪手段高明或运用高科技手段犯罪的人来说，在较短的时间内来模仿信用卡背面的签名笔迹并非难事。而特约商户的收款人员也并非专业的笔迹鉴定人员，他如何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能鉴别出此二者的笔迹是否一致？除非是模仿的效果太差，很明显。而且，“一致”的含义究竟是什么，“相似”算不算“一致”。我们都知道，在司法实践中对某些情况下的签名笔迹鉴定，就连经验丰富的笔迹鉴定专家都无法作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那么让特约商户的一个普通收款人员来具有此项专业技能实属要求过高。而且，银行卡背面用于签名的纸条也会存在被替换的可能，此时的笔迹核对又有何必要呢？！而在本案中，原告霍某在1993年12月3日申领信用卡时声明其在此后的“用卡签单时均使用此签名”的签名笔迹也与其本人在法庭上提供的在其他特约商户消费时的签名笔迹明显不相似，足以说明笔迹核对的难度及局限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人的书写习惯等方面都会发生改变，其签名笔迹也就会随之发生改变，如何能保持完全的、没有具体判断标准的“一致”呢？而且某些银行卡组织对某些银行发行的银行卡进行交易时明确告知特约商户无须核对其身份证件（本案中，广东省银行卡网络服务中心就于2001年2月21日、22日向被告等特约商户发出通知，明确告知对中国银行所发行的信用卡在通过POS交易时无须要求持卡人出示身份证），就算是实际使用人不是合法持卡人，特约商户也无法知道其持卡与刷卡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而仅仅只是要求核对“姓名一致性”或者是“笔迹的一致性”是极其危险的。如果仅此就让特约商户来承担责任，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尽公平合理，更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二、从程序上来看，在此类信用卡交易纠纷案件的审理中，法院一般认定特约商户的工作人员未尽到消费时审查冒用人的签名与信用卡背面的签名是否一致的义务，此理由在证据法理论上并不充分。我们知道，特约商户在与持卡人在进行交易之前并不知道该持卡人在申领信用卡时预留的签名笔迹样本，甚至连持卡人的姓名就可能不知道。因此，特约商户根本无从知晓该信用卡背面的签名是否与预留的签名是否一致，也就是说，他也根本无法知道该信用卡背面签名的真实性。我们要清楚，在进行笔迹核对时只能拿申领信用卡时的签名笔迹样本与实际消费时签单上笔迹进行对比，或者是拿信用卡背面的签名笔迹与签单上的笔迹进行对比，而不能随便用其他的签名来进行对比或鉴定。对于前一种情形，特约商户根本无法做到，而且特约商户没有任何过错。那么在对签单时的签名笔迹与信用卡背面签名笔迹进行对比时，从举证责任来看，原告霍某认为“使用人的签名与信用卡背面的签名明显不一致”，那么原告应该举证来证明这一事实，也就是说原告负有举证责任。现信用卡已丢失，其丢失的信用卡背面上的签名笔迹很难取得，很显然，原告根本就无法来完成其举证责任。现行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并没有要求此种诉讼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从而要求被告来完成举证。因此，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那么法院也只能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事实上，特约商户既无义务且在事实上也没有保存信用卡背面的签名笔迹。因此，如果法院在此类案件中都采取此类举证责任分担理论的话，毫无疑问都会使特约商户举证不能，岂不是强加给了特约商户在接受信用卡交易时都必须复印该信用卡背面签名笔迹等义务？此外，结合到本案案情，原告于2002年2月24日19时左右信用卡被盗，其电话挂失的时间是当日20时16分，但信用卡被冒用的时间却是在当日19时49分至20时13分之间，也就是说就算是原告霍某在挂失后立即生效，但由于该交易已经完成，其损失已经发生。而对同一次交易特约商户不得分次处理，仅仅是持卡人自己设定的自我保护方式，该限额既然由持卡人设定，那么他也就可以进行更改。在这种情况下，你能说特约商户的责任有多大？因此，由于该交易已经在挂失前完成，因此该行为并不是导致原告霍某的财产受到损失的原因或主要原因，而信用卡被盗及被冒用这一行为才是其财产受到损失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最起码第一次刷卡交易如此）。所以，法院判决让被告某电讯服务公司承担主要责任似有不妥。同时，在此类案件中，由于持卡人一般在申领信用卡时与发卡银行之间的合同及信用卡章程中都无一例外的认可在持卡人的信用卡被盗或被丢失后在挂失前及挂失后的24小时内所产生的风险及责任都由持卡本人承担。因此，法院在没有否定这一特别约定的效力的情况下，判决让被告承担主要责任，更无合同约定义务依据。不过笔者认为，发卡银行与信用卡申领人之间的这一条款极不公平。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应持卡人的请求予以变更或撤销，或者直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0条的规定确认其为无效，以加强对持卡人的保护。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信用卡交易中特约商户的审查义务主要由其与信用卡服务组织之间合同中的约定来确定，但不能违背合同法关于格式合同的规定，同时不得违反民法中的公平等基本原则。在信用卡交易业务蓬勃发展的今天，正确、公正、合理、合法处理信用卡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纠纷，不仅可以保护信用卡交易中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还可以通过司法实践活动来促进信用卡业务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以前信用卡交易中无法避免的客观原因（或核对签名笔迹、信用卡挂失制度等），使得信用卡交易中各方当事人的风险较大。但随着现代社会通讯技术的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已经有可能也有条件进行解决。笔者也欣喜也看到，国内一些银行已经推出了信用卡“即时挂失即时生效”制度，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信用卡丢失后被冒用而给持卡人所带来的财产损失风险，较好地保护了持卡人、特约商户等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笔者也呼吁各发卡银行及发卡组织能够真正从保护持卡人的权益出发，提高服务的质量与水平，建立起“即时持失即时生效”制度，以促进信用卡业务的健康发展。

高原于2003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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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毒品犯罪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王胜宇


　　毒品犯罪所具有的秘密性、组织性、潜在性的特征，使得查缉毒品犯罪组织和犯人具有一定的难度。
　　首先，线索来源少。多数毒品犯罪具有隐蔽性，决定了毒品犯罪一般不易为第三人知道，往往没有特定的报案人。
　　其次，证据收集困难。我国禁毒法律对毒品犯罪的惩处十分严厉，因此，被抓获的毒品犯罪嫌疑人多具有很严重的畏罪心理和侥幸心理，往往拒不供述其犯罪活动。人赃俱获的毒品案件，往往难以查清毒品的来源及去向：共同犯罪的案件，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往往口供不一。互相矛盾，互相推诿责任，在查不到其他证据的情况下，罪责难以确定：如果毒贩多次实施犯罪活动，因毒品已经被消费而难以查清毒品的数量，往往只交待被抓获的这一次，却拒不供述其它犯罪活动，最终妨碍对毒犯的定罪量刑。另外，很多毒品案件的毒品来源及去向涉及到境外，这又给执法机关的调查取证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在毒品案件侦查中，一些毒品案件难以及时审结，影响了对毒品犯罪分子的打击和处理。
　　最后，毒品犯罪经常牵涉到黑社会(性质)犯罪。由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分层结构和内部严格的纪律，一般即使抓住几个“马仔”，由于其所知道的东西有限，也难以深入调查。
　　毒品犯罪侦查对策探讨；首先，注重运用特殊侦查手段。毒品犯罪的特殊性决定了一般的、公开的侦查措施。无法有效对付毒品犯罪。侦查机关要想避免称为“聋子”和“瞎子”，必须对以讯问犯罪嫌疑人、收集供述证据为中心的传统侦查方法进行反思，开放和运用新的特殊的侦查方法。从目前来看，特殊的侦查方法如诱惑侦查、特情侦查(贴靠侦查)、控制下交付、监听、强制采尿等被证明是对付毒品犯罪的有效方法。
　　其次，应注意侦查的主动性。毒品犯罪案件侦查的主动性是指毒品犯罪案件的发现、侦查一般由公安机关禁毒部门主动进行。由于毒品犯罪往往没有明显具体的犯罪结果，具有隐蔽性特点，案件的发现主要依靠侦查机关的主动出击，因此毒品犯罪案件侦查的主动性特点突出：
　　再次，注重对毒品犯罪情报的收集。我国主要是毒品过境国，毒源和主要消费两头在外，缉毒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是尽可能将毒品堵在境外、截在境内、防止扩散、减少出境。这一指导思想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情报调研工作。毒品犯罪侦查的起点是情报线索，案件的发现依靠情报。案件侦查中必须及时根据情报采取措施、侦查措施的运用和抓捕行动也需要情报的支持。可以说，情报是缉毒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最后，树立长期经营意识。注意破获案件的适时性。毒品犯罪具有组织性、流程性和连续性，毒品犯罪环节多、参与人员多、分工不同，能否全部抓获或尽量打击对于破获整个毒品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防止“打草惊蛇”，尽量抓获幕后指挥者，应注意适时破案。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尽量扩大战果，争取一网打尽。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