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出版社超标准支付宣传推广费如何定性问题的案件分析

史楠 徐州工商局


【案情简介】
一、 2002年某出版社通过某单位采用征订方式推销本社版图书《读本》（简称）。征订过程中，某单位向购买单位按图书定价（定价即图书码洋）开具征订单，并全额收取价款。结算时，某单位将所收取的全部价款支付给出版社，出版社按图书定价和征订总量给某单位开具一张销售发票，抬头为“某单位”。之后，出版社又按总定价26.1%的比例支付给某单位代销劳务费，记入“经营费用”科目借方。
二、 2002年某出版社向某大学推销非本社版图书《教材》（简称）。由出版社开具发票给该大学，该大学教材科按图书定价支付全额价款，之后，出版社按总定价14%的比例支付给该大学教材科代销劳务费，记入“其他业务支出”科目借方。
【相关法规】
《电影、出版企业财务制度》（简称《制度》）规定：出版企业委托有关单位协助进行出版物的宣传推广，并按定价（零售价）全额收取价款的，可按推销出版物总定价不超过１０％比例支付宣传推广费，但不得直接付给个人。
【 分　析 】
一、“代销劳务费”不构成回扣而是宣传推广费的性质。
《关于禁止商业区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中对回扣的定义，是指经营者销售商品时在帐外暗中以现金、实物或者其他方式退给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一定比例的商品价款。对于“对方单位和个人”的理解，笔者以为应是购买者或购买者的经办人，简单的说即回扣只是针对购销双方商业贿赂行为的一种典型形式。
上述案情中，出版社给付某单位和某大学代销费的行为在表面上看，销售者是出版社，开具的“销售发票”上的“购买者”是某单位和某大学，符合回扣的构成主体要件，具备回扣的特征，笔者以为其实不然。某单位和某大学并非实际的“对方单位和个人”即不是实际的图书购买者。
分析一、在《读本》的发行过程中，某单位采用机关发文征订的方法要求各直属机构落实征订任务；订购时，各直属单位携带用户《订购单》及全额教材款到某单位办理订购手续。汇总后某单位将全额款项汇至出版社，等图书到货后电话通知领取。很显然，“征订”的含义即实际的购买者并非某单位，而是被某单位征订的单位和个人，因此某单位不构成出版社发行图书过程中的“对方单位”。同时，某单位在征订过程中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出版社推销图书的行为属于《制度》中所规定的宣传推广行为，相应的“代销劳务费”应属于宣传推广费的性质。
分析二、同理，出版社在向某大学销售《教材》过程中，实际的《教材》购买者是学生，某大学及其教材科只是收取学生的教材款支付出版社或事先垫付再另行收取教材款；同时，某大学及其教材科利用长时间以来逐步形成教材使用惯例和自身地位，组织教材的保障到位和发放工作本身可以视为宣传推广行为，相应的“代销劳务费”应属于宣传推广费的性质。
综合来看，既然某单位和某大学并非出版社发行图书过程中实际的购买者，即非“对方单位和个人”，因此不构成回扣的主体要件。
二、 出版社超标准支付宣传推广费的行为构成商业贿赂行为。
首先从动机来看，某单位和某大学具有其特殊地位，出版社正是为了利用这种他们的这种地位和特殊的工作规程来达到其最终推销图书的目的，才可能采取商业贿赂的方式以争取到交易机会；其次从行为本身来看，国家针对行业特点对于出版行业宣传推广费的支付标准是有严格规定的，其目的必定是为了维护出版、发行市场的正常的竞争秩序，出版社超出标准支付费用的行为本身就违反了对这种正当的经营秩序；再从行为结果来看，出版社的行为不正当的排挤了其他竞争者或潜在竞争者的交易机会，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笔者认为出版社超标准支付宣传推广费的行为可以参照工商公字[1997]第256号“关于超出标准支付、收取保险代办手续费行为定性处理问题的答复”，定性为商业贿赂行为。
因此工商部门应当依法查处。


　　【案情简介】
　　2012年5月14日，某歌厅李老板前往另一歌厅，因自己开办歌厅的领班跳槽去往这家歌厅，两家歌厅之间没有谈成，李老板开车堵住王老板歌厅的大门，后经公安出警疏散，第二天李老板派手下刘某再次去找王老板，王老板怕出事，便买了六根棒球棒准备自卫，刘某到歌厅后，被王老板歌厅的服务生持棒殴打成轻伤，刘某的同伙前往歌厅，将歌厅的五个服务生打成轻微伤，当晚警方
将所有参与打斗的双方控制起来。检方将王某及其六名服务生以聚众斗殴罪提起诉讼，将刘某及同伙以寻衅滋事罪起诉诉讼。
【罪名之争】
王某及其服务生委托的辩护律师经过认真分析，并会见查阅全案证据后，认为王某的行为不构成聚众斗殴犯罪，检方起诉的罪名有误。
起诉书指控王某构成聚众斗殴罪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王某构成刑事犯罪：
经2012年11月15日及12月13日两次庭审，公诉方就其指控“聚众斗殴罪”，首次庭审提供了七被告人的七份供述作为主要证据；第二次庭审提供七被告人二十一份供述为补充证据，全案证据构成以被告人供述为重点。公诉方不能提供证明犯罪构成主观方面的证据；不能提供王某系首要分子的证据；不能提供王某明知严重危害公共秩序的证据；不能提供证据证明王某具有组织、策划、指挥、领导犯罪且希望危害结果发生的主观动机；不能证明王某具有报复、争霸一方、寻求刺激、公然藐视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的证据。
【法理辩析】
一、事实认定离不开法律规范，“聚众斗殴罪”的法律特征与本案客观事实情况对比判断，公诉升格为“聚众斗殴罪”的问题在于客观归罪，脱离“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处刑原则：
《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九十七条规定，正确认定聚众斗殴罪及首要分子，必须具备以下法律特征：
1、要有拉帮结伙、聚众斗殴故意互相殴斗的行为；
【司法实践】最高人民法院指南规定，要严格掌握聚众斗殴行为的定罪标准，防止把一些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以聚众斗殴犯罪论处。
【本案情况】起诉指控不能证明本案被告人为聚众斗殴而拉帮结伙。
2、聚众斗殴通常表现为报复他人、争霸一方或者其他不正当动机而成帮结伙地斗殴，往往造成严重后果。
【司法指南】对于因民事纠纷引发的互相斗殴甚至结伙械斗、规模不大、危害不严重的，不宜以聚众斗殴罪处理，构成其他罪的以其他罪处理。
【本案事实】因民事争议引起的殴打，规模不大，危害不大，不宜按聚众斗殴罪处理。
3、“聚众”是指为实施斗殴而聚集三人以上的行为。
【聚众特征】为斗殴而聚众，应当区别王老板位员工因维护王老板位利益，集体应对外来风险的情形。
【本案特性】被告人均系同一王老板位的员工，不能据此就对号入座为“聚众”，被告人王某没有预谋聚众斗殴，第二至第七被告人否认王某有过聚众斗殴的预谋或安排，公诉指控缺乏组织、指挥、策划的证据，不能认定聚众斗殴。
4、“斗殴”必然是本方与对方相互之间共同行为，应同罪同罚，不可同样的情况不同对待。
【认定斗殴】参与双方均有互殴的故意；如果没有互殴行为的，不以聚众斗殴罪论处，构成其他罪的，以其他罪论处。
【本案情况】只有第二至第七告殴打刘某某，刘某某没有互殴，与“聚众斗殴罪”的法律特征明显不符。配套司法解释规定要求，应当注意区分“聚众斗殴”与“共同伤害”的界限，对于一方有明显伤害故意的，直接以故意伤害处理，公诉方起诉的事实符合共同伤害的犯罪特征。
5、聚众斗殴罪的客观要件表明，不仅要有“聚众”行为，而且要有“斗殴”行为。
【司法实践】特别强调要注意区分“聚众斗殴罪”与“共同伤害罪”之间的界限，公诉方的起诉是简王老板地将多人共同实施的伤害行为错误地认定为“聚众斗殴”。
【本案事实】既无聚众行为，也无斗殴行为，系员工自主行为，仅是共同伤害李某。
6、起诉错误判断了“公共秩序”受到严重危害，无证据证明公共秩序受损，聚众斗殴犯罪的客体不存在受到侵害后果：
【法律要件】聚众斗殴罪的“客体要件”是公共秩序受到危害；“公共秩序”指人们在社会公共生活中遵守的准则，不应简王老板地理解为公共场所的秩序。司法实践中聚众斗殴行为较多地发生在公共场所，但其侵犯的主要不是特定的个人或者特定的公私财物，而且由于行为人公然藐视法纪和社会公德，公然向社会挑战，破坏公共秩序。掌握社会“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程度的标准是“生活、工作、学习、教育、科研等秩序”遭到破坏，造成学校停课、商店、厂矿停业、交通严重阻塞等公共秩序严重混乱。
【本案情况】案发在被告人歌厅内部四楼，针对的是特定的刘某某本人，未造成诸如停产、停业、阻塞交通、危害公众利益等公共秩序的混乱。不能仅凭“持械、多人或有轻伤”等部分客观事实就认定“持械聚众斗殴罪”。
二、 准确定性本案，须分清两个界限：
1、必须分清“聚众斗殴罪”与“群众中因民事纠纷而互相斗殴或者结伙械斗”的界限：主要表现在后者不具有流氓罪的动机、目的，不是流氓活动；在群众中互相斗殴或械斗中犯故意伤害的（包括轻伤、重伤），本质上后者事出有因，不具有争霸一方、报复他人、寻求刺激等犯罪动机，其行为没有对社会公共秩序构成威胁。本案是两家歌厅之间因“领班”跳槽引起的民事争议，因此，不能以聚众斗殴罪定性。
2、必须分清“聚众斗殴罪”与“故意伤害罪”的界限：
两罪的根本标志在于犯罪动机的不同，“聚众斗殴”中的伤害行为表现为称王称霸、充英雄好汉而惹事生非，报有与对方争高低的主观愿望；“故意伤害罪”中的伤害行为，事先具有明确的伤害对象，临时起意伤害也往往是因为双方发生纠纷的原因明显在对方一边，本案的情况符合共同故意伤害的构成要件。
三 、正确定性本案为共同故意伤害的法律依据：
1、《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流氓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怎样认定流氓罪？答：“聚众斗殴”一般是指出于私仇、争霸或者其他流氓动机而成帮结伙地斗殴，往往造成严重后果。“聚众斗殴罪”源于七九刑法第一百六十条“流氓罪”分离，虽然罪名有所更新，但两者具有沿革、承继关系。
2、最高法、最高检关于“怎样区分流氓罪和与其相近似的其他犯罪的界限？”强调，因民事纠纷而互相斗殴甚至结伙械斗，不应按流氓罪处理。其中犯故意伤害罪（包括轻伤、重伤）或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等罪的，是什么罪就定什么罪。
3、《关于怎样认定和处理流氓集团的意见》第三部分 认定流氓集团应当注意区分的界限（四）群众之间因某些纠纷而引起多人互殴的，不构成流氓罪。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以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与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案件事实部分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应当依法作出有罪或者无罪的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部分，依法不予认定；第一百一十六条：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公诉案件审查以下内容：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的身份、实施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犯罪事实、危害后果和罪名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情节等是否明确；侦查、起诉程序的各种法律手续和诉讼文书复印件是否完备；同种类多个证据中被确定为主要证据的；如果某一种类证据中只有一个证据，该证据即为主要证据。公诉方提供了二十份“到案说明”存在问题，应当提供经被告人签名确认的《刑事拘留决定》及《批捕决定》，据此查实到案时间。
四、依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决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2012年5月15日“二告服务生1”供述：事发因张某；王某没有指示；看别人拿自己就拿；拿棒子是不想让“刘某某”上来找王老板总；2012年5月28日“三告服务生2”供述：纠纷因张某而起、门卫用对讲机喊昨天闹事的人又来了、没人让我拿棒子，我看到别人拿我就拿了，就是想吓唬刘某某；2012年5月15日“四告服务生3”供述：因张某引起两家歌厅的矛盾、五告服务生4说别吃亏、听门卫在门口喊、我们在大厅的人都跑到音控室拿了棒子、怕来人闹事防身用、没人让拿；2012年5月15日“六告服务生5”供述：我是负责管理服务员的经理、听到门卫喊有人上来了、没有人说让拿棒子、拿棒子是自我防范，我听对讲机里门卫说“有人上来了，注意点”；2012年5月15日“五告服务生4”供述：我是歌厅法人、出资三十万，两家歌厅产生矛盾、服务生用对讲机喊刘某某上楼了、我让服务生把刘某某推走；2012年5月15日“门卫”供述：用对讲机告诉楼上的人注意点；2012年6月6日“刘某某”供述：打架是因为歌厅小姐，我和王老板不认识，没有矛盾；2012年6月1日张某供述：矛盾因我而起、刘某某是歌厅看场子的；2012年5月15日“王某”供述：说让大家准备好的意见是防止吃亏；怎么打我没看见。
从上述各被告人之间的供述查知：关于是否“聚众”“斗殴”行为，均无明确证言，各被告人供述没有关于王某指使、授意、组织、策划、指挥等事实，各被告人的供述之间相互印证之处是两家歌厅之间因张某产生民事纠纷。
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被害人陈述的内容中，主要情节明显不一致，足以影响聚众斗殴定性定罪，公诉人对王某的供述使用猜测、评论、推断的眼光看待，没有充分认识本意。
六、起诉方关于“默示授意”的提法系主观推断，与司法实践及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认定聚众斗殴的法律特点不符。
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8月份出版的侦查监督业务指导众书第8个案例，选的是北京高检对类似本案的聚众斗殴罪的法理分析，缺乏主观要件的，不构成聚众斗殴罪。依据刑事司法实践，对于相同或类似的案件，在法理上不能作出过于悬殊的认定，否则就是罪刑不相当。北京市高级检察院案例指导认为：众当事人的主观和事件发展过程具体表现来看，其并不具有聚众斗殴的主观故意。聚众斗殴犯罪不仅要看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还要具体分析行为人的主观动机和犯罪动机，以避免客观归罪的现象发生。《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对聚众斗殴罪采简王老板罪状的方式加以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对本罪的处理做法不一，不具有可操作性，在立法机关、司法部门未做出明确指导意见时，根据现行司法实践中的合理经验，定罪处刑应慎重处理，严格依据证据裁判原则，坚持世界各国通用的疑罪必须“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裁判的核心价值。辩护律师张生贵13240422999